纪律如铁的伟大征程
“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
7月22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时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革命熔炉 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图为参观者在馆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1934年11月7日，一张油印小报在长征队伍中传开。
“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这是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在长征途中的一份号外——《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号召各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争取老百姓支持。
就在号外发出的二十多天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长征拉开序幕。红军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用殊死战斗写下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一页。
朱德曾说，“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之一。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峥嵘岁月，纪律是融入每一次抉择、每一场战斗的钢铁力量，是支撑党和红军克服艰难险阻、抵达胜利终点的坚强保证。
伟大转折——
“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1934年10月，伴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八万六千多人撤离中央苏区。此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等根据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长征开始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这种错误倾向，严重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在军事上“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长征开始后，在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惨痛代价和濒绝危局，激起全党全军的深切反思——仗要怎么打，路往哪里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血的教训让红军上下深刻认识到：只有改变“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领导，红军才能争得主动、走出困局。此后，政治局先后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其中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专断，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集体领导。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会议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实际上取消了二人的军事指挥权。会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此后，新的领导集体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有效维护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肃性，有力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四川长征干部学院讲师曲洛松说。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想避开敌军主力，主张南下。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和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通过决议坚定北上，并敦促张国焘改正错误。但张国焘罔顾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公然拒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大搞分裂活动。
面对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径，中共中央从团结的精神出发，与之进行斗争。朱德、刘伯承等人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担当执行党的决定，维护党内团结。面对威胁，朱德坚定表示：“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广大红军将士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言行，使张国焘的政治野心和分裂活动以失败告终，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了全党全军团结统一。
鱼水情深——
“他们自觉遵守每一条纪律”
1936年7月至9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苏区采访，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红军战士路过一片野杏树时，纷纷摘杏。但经过老百姓的果园时，没人去碰里面的果子。
“他们自觉遵守每一条纪律。”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
无论是在中央苏区、陕北等革命根据地，还是在万里转战的长征途中，严守群众纪律始终是党和红军一以贯之的底线。长征开始前，根据地以外的群众对红军、对共产党、对苏维埃政府了解不多。争取群众支持、保障战争给养，不仅关系到战略转移的成败，也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
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强调要“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长征途中，《红星》报发表《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等文章，要求各部队自觉遵守纪律，不侵犯群众利益。193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布告，指出：“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遵义会议决议也提出了纪律要求，强调“红军必须严肃自己的纪律，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
红军在向贵州、云南、四川行军的过程中，途经少数民族聚集区。红军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纪律训令、指示、布告等，要求部队严肃整顿群众工作纪律，遵从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习惯。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红军以铁的纪律、实的作风，浇灌出军民间的鱼水深情——
半条被子暖民心。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战士们主动帮老百姓挑水劈柴、打扫卫生，累了就在街头和场院里就地休息。3名女红军在徐解秀老人家借宿，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彝海结盟映真心。1935年5月，中央红军为抢渡大渡河，必须借道彝族聚居区。刘伯承严令部队：“没有命令，谁都不准开枪。”红军严格执行纪律，宁可物资被抢、衣物被扒，也绝不还一枪一弹。铁纪诚心最终感化彝族首领小叶丹。5月22日，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湖畔歃血盟誓，结为兄弟。次日，小叶丹亲自带路，护送红军主力安全通过彝区，为强渡大渡河赢得先机。
割麦木牌见初心。1935年7月，红军攻占毛儿盖藏族村落，因严重缺粮，不得已割藏民青稞。红军在田里插上木牌，写明所割数量，请藏民日后凭牌向后续部队兑取麦款。此时正有十余名藏民返回，红军当场付了钱，还宣传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红军离开时，许多藏民依依送行，有的还参军北上。
……
“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说。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红军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与旧军队军纪涣散、欺压百姓的不良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也一路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曲洛松说。
军纪严明——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1935年10月，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支听党指挥、作风优良的红军队伍，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在血与火中杀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大道——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北上继续寻找根据地，敌军则企图将红军压制在长江南岸，“合剿而聚歼之”。为突出重围，红军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中革军委期间下达数十道行动命令，作战方向多次变更。部队在群山间迂回转移，“没有谁违抗命令，没有谁不服安排”，在极端劣势中创造了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奇迹。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抵达金沙江。彼时，江边仅有两条破旧木船，往返一次约40分钟，照此速度全军需约1个月才能过江。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又找到4条木船。中革军委颁布《渡河守则》：无论级别高低，必须服从统一指挥，按号音有序上船，每条船核定人数，多一人不行，少一人也不行。37名船工昼夜轮换，人歇船不歇。为掩护渡江，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敌，战士们无一人退缩，死死钉在阵地上。7天7夜，3万余人全部安全北渡。
……
军令如山。“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纪律保证了指令畅通、行动一致，让装备落后的红军凝聚起了强大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在与上百万追兵阻敌的较量中屡屡以弱胜强。
长途行军中，红军“进行严整军纪的教育，严格执行与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强调“对散漫混乱与不遵守纪律的现象，要开展斗争，以教育全体战士”。自长征开始，党和红军针对不同情况成立各级监督机构，负责维护军纪。各军团、师、团在每天出发前，都组织专门的纪律检查队，检查借住过的民居是否收拾整洁、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等。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胜利会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从诞生之日起，铁的纪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底色，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历程。在每一个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都以铁的纪律校准方向、凝聚力量。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用铁的纪律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重回历史现场丨于都河畔的纪律回响
江西省于都县东门渡口，600多米宽的于都河横亘眼前。一段复原的浮桥静卧水面——渔船一字排开，上面铺着一块块整齐的木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在于都河北岸集结，渡过于都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彼时于都河上没有桥，大部队过河只能靠浮桥。如何架桥？怎样过河？答案就珍藏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的两份中革军委绝密文件中——《野战军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
泛黄的档案纸页上，字迹依然清晰。文件对集结、架桥、渡河、撤离全流程作出分时段的硬性规定：各部队向于都集结，在傍晚时分行动；傍晚搭建浮桥，17时开始分批渡河，次日凌晨停止，清晨6时半拆除全部浮桥；行军序列、火把用量、沙滩行军痕迹清理等隐蔽细节，均有明确要求。
“8.6万余人大规模机动，若无统一纪律约束，秘密转移无从实现。”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编辑研究科科长管冬梅说，红军多路有序渡河，全程严格遵照计划表执行，无抢道、无拖沓、无私自改道。严密制度约束与官兵守纪自觉相辅相成，保障数万大军隐蔽、安全、有序渡过于都河，迈出长征关键一步。
浮桥搭建过程中，于都百姓听说红军缺材料，纷纷送出自家渔船支援渡河，甚至卸下门板、床板送到河边。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来到渡口检查架桥情况，专门听取工兵营营长王耀南汇报群众纪律落实情况，重申绝不侵占群众财物、损坏必足额赔偿的纪律规矩。
“毛泽东现场分析了财物赔偿标准：一艘船只造价一百块大洋，损毁后农户误工损失三十块生活费，合计赔付一百三十块大洋。”管冬梅说，红军把损耗算得清清楚楚，哪怕在战略转移的紧急时刻也绝不马虎。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傍晚，靠着百姓支援的木板和渔船，中央红军主力秘密渡过了于都河。彼时的于都县城，随处是“只见门框，不见门板”。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感叹：“多么好的群众啊！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红军把人民当亲人，人民视红军为家人。这份双向奔赴的信任恰是好纪律、好作风结出的珍贵果实。”管冬梅说。铁的纪律，让一支缺枪少弹的队伍跨越千山万水、冲破围追堵截、赢得了最深厚的力量——民心。这力量穿越90多年风雨，至今仍在于都河畔发出振聋发聩的历史回响。
展品背后的故事丨丹桂村的八音钟
在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柯渡镇的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里，一只手掌大小的八音钟静立展柜之中。古铜色的钟体锈迹斑驳，指针早已停止转动，而它承载的长征途中一段纪律往事，至今仍在传颂。
1935年4月30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柯渡镇，设中央红军总部、中央机关书记处于丹桂村。中央红军总部在此对抢渡金沙江作出具体研究部署。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在丹桂村借宿。毛泽东住在一户杨姓人家。夜深时，他的警卫员听到了钟声，循声找到了桌上的一只钟。考虑到行军正需要钟表报时，他把钟揣进挎包，随部队一同前往金沙江皎平渡口。
临渡江前，毛泽东发现了这只钟。问清来历后，毛泽东十分生气，当即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并责令他立刻返还。彼时，部队距离丹桂村直线距离已有140多公里。前方是金沙江天险，身后是国民党追兵——时间紧迫，山高路远，折返送回几无可能。“警卫员接受了批评并作出深刻检讨。经几位首长劝说，毛泽东才最终同意将钟存放在金沙江边一户农户家中，并留下几块银元，委托这户人家帮忙把钟送还原主。”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讲解员龚媛说。
金沙江水奔流不息。抢渡成功后，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被甩在金沙江以南，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这只钟也回到了丹桂村，后来成为确定该地是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的重要物证。
规矩立在明处、落在实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是写在布告上的口号，而是践行在每一次抉择中的铁律。“危急关头，党和红军领导人没有因为战事紧迫就将一只八音钟视为小事，因为这是纪律底线，事关党的形象和军队形象，事关人心向背。”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馆长马引涛说，正是这份执纪如铁的坚守，让党和红军在长征路上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也让“金沙水拍云崖暖”的胜利有了最坚实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