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托人为了给国家工作人员输送利益，在没有真实需求的情况下，故意虚增交易环节，或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让第三人获利，利用职权指使本单位虚增交易环节，此类案件可称之为“虚增交易类”。由于有市场交易为幌子，给性质认定带来难度。根据虚增交易的主体不同，“虚增交易类”可分为“个人虚增型”和“单位虚增型”2种类型。

“个人虚增型”，由于请托人没有真实交易的需求，因此“交易”只是双方完成利益输送的幌子，国家工作人员据此所获收益，或源于请托人额外付出的成本，或源于请托人本应获得的利润，均是请托人的让渡，应认定为行受贿犯罪。

“个人虚增型”案件的性质认定并不复杂，重点注意几个问题。

（一）撕开“合作”的虚假外衣

对于“个人虚增型”案件而言，性质认定的首要争议点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往往打着商业合作的幌子，双方通过签订协议、采取公司对公司的方式进行交易，形成了一种利润源于市场的假象。对此，必须坚持透过现象看本质。主观上，请托人往往具有明确的通过“虚增交易”方式，变相实施利益输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无论是“增大成本型”还是“减少利润型”案件，本质均是将原本属于请托人的利益，通过“合作”方式，变相让渡给国家工作人员，从主客观一致角度，此类行为属于行受贿犯罪。

（二）成本一般应从贿赂数额中扣除

在“虚增交易”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往往实施了一定“经营”行为，付出了少量的成本，该部分成本是否应计入贿赂数额中？单纯从理论上讲，国家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变相接受利益输送的目的而实施的虚假“经营”行为，据此产生的费用，属于犯罪成本。同时，请托人付出的行贿代价并不扣减该成本，因此，成本似可不从贿赂犯罪数额中扣除。这里的争议点本质上仍属于价值理念的范畴。本书认为，由于此部分费用确实未被国家工作人员实际获得，从有利于被调查人的角度出发，没有将此部分纳入贿赂数额的必要，仅作为犯罪情节予以酌情考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