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泽权（1916年—2002年），湖南澧县人。1935年初参加革命，1935年11月，跟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长征。1936年10月跟随部队到达陕北，1937年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击日寇。1949年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历经渡江战役后，留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参加地方接管工作，1953年任繁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1965年底于旌德县人民武装部部长任上离休。

　　我的父亲朱泽权，1916年生于湖南澧县一户贫苦人家。年少时家境贫寒，他辗转流落至洞庭湖畔，靠在地主家中撑船度日。第四次反“围剿”后，红军在澧县一带开展革命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照亮了贫苦百姓的前路，也深深感召了父亲。1935年初，他毅然投身革命，同年11月跟随红二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万里长征，是父亲一生中最艰苦、也最刻骨铭心的岁月。翻越雪山前夕，部队就地休整，同时筹措粮食物资。彼时百姓家中早已颗粒无存，土豪劣绅听闻红军到来纷纷逃窜，并将大批粮食藏匿起来。众人四处搜寻无果，父亲用枪托撞击墙壁，听到有“咚咚咚”的中空声响，凭借经验判断夹墙内设有暗道。众人合力凿开墙壁，终于找出地主私藏的粮食，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这件事也成了父亲时常提起的往事。

　　即便寻得部分粮食，物资匮乏依旧是长征路上的常态。翻越连绵雪山时，战士们仅有单衣蔽体，每人分得几串干辣椒，便靠着辛辣驱寒、凭着钢铁意志一步步向前跋涉。雪山层峦叠嶂，寒风彻骨，行军途中无人敢驻足停留，因为一旦停下，便可能永远倒在雪原之上。沿途冻僵牺牲的战友，成为所有人心底难以抹去的伤痛。

　　闯过雪山，茫茫草地又横亘在眼前。这里的处境愈发艰难，粮食很快耗尽，战士们先后煮食皮带、宰杀战马，最后只能依靠草根充饥。可草地之中毒草遍布，不少战友因误食毒草再也没能醒来。无处不在的沼泽更是致命威胁，泥潭隐于荒草之下，战友不慎陷落，旁人根本无力施救。历经几次险境，队伍慢慢摸索出规律，循着前人足迹前行，才得以避开危险。一路行来，队伍减员严重，和父亲一同从家乡出发的战友所剩无几。雪山冻骨、草地殒命的一幕幕场景，让父亲终生不忍回想。长征的经历给父亲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却也给他的身体和心灵留下了巨大的伤痛。

　　长征胜利后，父亲跟随部队到达延安，在延安抗大学习了大半年。结业后，他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奋战在抗日前线。战场上的父亲英勇无畏，每逢作战总是身先士卒，数次与日寇近身拼杀，身上先后留下十余处战伤。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日军流弹击中他的左眼，父亲当场昏迷，整整三天三夜不省人事。幸得同乡战友及时将他背下火线，随军医生全力救治，最终摘除受伤眼球，才保住了性命。父亲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一步步从排长成长为团长。

　　1949年，渡江战役全面打响。国民党军队败退之际，将长江北岸船只尽数毁坏、沉入江中，妄图阻挡大军南下。自幼撑船、熟稔水性的父亲，在当地群众协助下潜入江水，奋力打捞沉船，为部队渡江扫清障碍。1949年4月20日，他跟随大部队强渡长江，成功登上繁昌南岸。次日，安徽繁昌全境解放。战火平息后，父亲服从组织安排，投身地方接管工作。1952年，他出任繁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此后辗转皖南多地履职。后因身体伤病太多，于1965年正式离休。

　　2002年，父亲与世长辞。次年，我踏上前往湖南澧县老家的路途，辗转二十余小时抵达大堰垱镇。在故土，我见到了家中亲人，也看到了父亲1952年回乡为祖父母立下的墓碑。碑上对联“革命军属已失去，万里长征人归来”，配以“永远光荣”的横批，落款是“朱泽权1952年冬至”。时隔半个世纪，寥寥数语，道尽了父亲早年离家、未能侍奉双亲的愧疚，也彰显着一名革命战士为国奔走的荣光。

　　我家中共有兄弟姐妹六人，经常听父亲讲述过往的烽火岁月。2025年，我将父亲珍藏多年的两件遗物——一把日军三八式步枪刺刀、一套1955年的军装，捐赠给安徽省革命博物馆。它们不仅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更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我希望它们能让更多人读懂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永远铭记革命先辈舍生取义、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朱宣生 口述 戴卿 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