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审查调查工作中发现，部分党员干部认为，顺手依法办事后收受请托人钱财不是受贿。比如，有名审查调查对象表示，“我是收了钱，但是我没有帮他办违规违法的事，我办的是合法合规的事，为什么算受贿？”实践中，这类疑惑并不少见，原因是认为只要为请托人谋取的是合法利益，收受财物就不构成受贿违法犯罪，这种错误认识也容易成为一些党员干部走向违法犯罪的诱因。对此，笔者结合一起案例进行分析，阐明相关法律规定，澄清认识。

　　王某，中共党员，A县B局规划建设股股长。2022年2月，B局对某招投标项目公示中标候选人，甲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乙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乙公司负责人张某找到该招投标项目的负责人王某提出，甲公司某项资质不符合招标要求，其要向B局提出异议，并请托王某在异议程序中予以帮助。随后，王某向局领导汇报相关情况，B局组织相关部门和评委进行复核，发现甲公司某项资质确实不符合相关要求，遂取消甲公司的候选人资格，变更中标结果，乙公司顺延中标该项目。后张某为了与王某处好关系，送其10万元现金表示感谢。

　　案件查处过程中，王某认为，自己全程依规履职，并未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其受理张某的异议反映，按照工作程序组织复核，推翻原中标结果、确定乙公司中标，是基于客观事实作出的履职行为，并非刻意为乙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取的10万元现金，是张某出于私人情谊的自愿感谢，自己没有主动索贿，不存在利用职权谋私的主观故意，因此不构成违法犯罪。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王某为张某谋取正当利益后收受其财物是否构成受贿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受贿行为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本案中，王某的辩解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以下几点。

　　其一，王某为张某谋取了利益并收受其财物，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王某作为B局规划建设股股长，同时是某招投标项目负责人，对招投标异议核查、中标资格审核负有法定职责，其依职权启动复核程序、变更中标结果，本质是行使公权力，其履职行为直接为乙公司谋取了中标工程项目的利益。同时，王某明知张某有具体请托事项，仍为其谋取利益后非法收受其财物，即便未实际实施干预评审、打招呼等违规行为，但其收受财物的行为，违背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履职的基本准则，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要求。

　　其二，王某“谋取合法利益后收钱不违法”的辩解缺乏依据。受贿罪规制的是公权力与财物的不当链接，而非谋取利益的合法与否，也就是说，无论国家工作人员帮助请托人所获利益是否正当，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财物并与请托事项形成关联，就符合受贿构成要件。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正当与否，不是规避法律责任的挡箭牌。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正当履职，且在正当履职期间没有请托人请托，但事后又基于此履职事由收受请托人财物，仍构成受贿，对此，司法解释也有明确规定。“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其三，王某“被动收受即不应追责”的辩解不成立。根据刑法规定，受贿人主动索取与行贿人主动送钱均是受贿行为的表现形式，二者在量刑上可能存在差异，但均属于受贿行为。张某送给王某10万元，是针对王某履职行为的回报，二者形成明确的权钱交易关系，应依纪依法追究王某相应责任。（周兴宇 吴鹏，作者单位：安徽省萧县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