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庭诗礼图》，选自清代同治年间的一部《孔子圣迹图》，该图呈现的是孔子教育其子孔鲤的场景，在孔子看来，“不学礼，无以立”。 资料图片

《聪训斋语》书影，此书作者为张英，即安徽桐城六尺巷美谈的主人公。 资料图片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传统中国家训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廉、礼、勤、俭四个维度，是中国家训传承的重要基石，廉之清白品格、礼之秩序意识、勤之奋斗精神、俭之生活方式，也为现代社会所需。

守廉：清白传家的底线

不论是管理一个家庭，还是出仕为官，治理一地或一国，均要坚守廉洁底线。而要坚守廉洁底线，必须对公与私的关系有深入理解与透彻把握。《尚书·周官》是一篇在古代受到广泛讨论的政治文献，我们熟悉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等名句即出自此篇。此篇还倡导“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将天下之公理置于个人私利之上，才能获得百姓的信任，将公私之辨置于道德核心，这对后世如何治家影响深远。

东汉的杨震拒收他人馈赠的黄金，坚守廉洁底线。曾有人劝他为子孙留一些财产，他回答“使后世称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廉洁家风是比金银田产更加重要的财富。北宋贾昌朝的《戒子孙》对后代如何为官进行引导，开篇即云“仕宦之法，清廉为最”。针对当时的奢侈风俗，他提醒子孙要节制欲望，勿走上贪污犯法的不归路：“又见好奢侈者，服玩必华，饮食必珍，非有高资厚禄，则必巧为计划，规取货利，勉称其所欲。一旦以贪污获罪，取终身之耻，其可救哉。”

浦江郑氏是宋元明三代受到朝廷旌表的大家族，《郑氏规范》不仅是其治家规范，也是传家家训，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廉洁思想。浦江郑氏累世同居，规模巨大，家事繁杂，《郑氏规范》第五十七条规定“择廉谨子弟二人，收掌钱货”，第五十八条规定“择廉干子弟二人，以掌营运之事”，“廉谨”“廉干”均以廉为首，强调对廉洁品质的重视。至于家族子弟有在外为官者，《郑氏规范》更为强调廉洁品质，提出“不可一毫妄取于民”，若“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这在古代是十分严厉的惩罚，必然会对家族成员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安徽桐城六尺巷，展示了桐城张氏的和善家风，清代张英、张廷玉父子官居要职，治家严谨。张英在其《聪训斋语》中谆谆告诫后人，对于财富应有这样的态度：“人能知富之为累，则取之当廉，而不必厚积以招怨，视之当淡，而不必深忮以累心。”财富固然重要，但要取之有道、取之当廉，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对财富汲汲以求，甚至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求，必然败亡。

清代陈宏谋的《训俗遗规》多处提及廉洁。在晓谕子弟方面，他指出“凡儿童少时，须是蒙养有方，衣冠整齐，言动端庄，识得廉耻二字，则自然有正大光明气象。”“族中各父兄，须知子弟之当教，又须知教法之当正……务使变化气质，陶镕德性。他日若做秀才，做官，固为良士，为廉吏。”陈宏谋认为当从启蒙时，就有意培养子孙的廉洁品格，使廉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尚礼：重视规则的约束

《论语·季氏》记录了孔子对其子孔鲤的教导。有一日，孔子独自站在庭中，孔鲤恭敬地从父亲面前走过，孔子问他学诗了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日，孔鲤再度恭敬地从父亲面前走过，孔子问他学礼了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孔鲤退而学礼。这就是孔子的“过庭之训”，他将礼看成是家庭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学礼，便没有立足于社会的依据。

何为礼？《中国传统家礼研究》一书如此定义：“礼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和交往过程中，基于一定的民族心理、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由礼义、礼仪、礼节、礼制、礼器、礼乐、礼教、礼法、礼治、礼俗等构成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礼仪形式、典章制度和文化样态，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重要手段。”

家礼是中华家文化中独具特色的部分，古代许多家训著作包含家礼的内容。宋人司马光认为“治家莫如礼”。宋人在家礼的创制上有重要贡献。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家礼》对冠、婚、丧、祭四礼的规定十分详尽，从仪式的程序、参与者的位次到服饰的规制，无不条分缕析，使礼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经典条文，而是可操作、可遵循且呼应当时需求的家庭规范。

荡口华氏是明清时期江苏无锡的大族，今天我们还能通过无锡荡口古镇的华氏义庄等设施领略这一家族的风采。明代，华贞固所著《虑得集》记录了其以礼治家的系统性方法。《虑得集》共有四卷，分为“家劝”“祭礼习目”“冠婚仪略”“治丧记要”四个方面。其中“祭礼习目”“冠婚仪略”两个方面对日常规矩、礼仪进行了详细规定。

如“出入必告”之规，要求“近出则瞻礼而行，归亦如之。远出则再拜，告云‘某将适某所，敢告。’又再拜而行。归亦再拜，告云‘某今日归自某所，敢告。’又再拜”。“礼宾”之规要求“礼待来宾，设席宜整，仍视家力，切勿踰分虚费，夸诞踞傲。酒以成礼，勿致于醉，恐失体貌”。倡导结合本家具体情况行礼，量力而行，不搞繁文缛节，不事铺张浪费。

浙江海宁查氏的家训，对家族传承极为关注，设立“家训八条”，其中第一条便强调以礼求和：“及其成人，五常莫废，出则有方，入则孝悌。兄弟之间，本同一气，切勿相争，自相弃矣。妯娌之间，纺织为最，虽云异姓，和如姐妹”。

尚礼包含讲规则、重规矩的内涵。因此，治家以礼，不只是就仪式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规则、规矩来约束家庭成员的行为，使家庭有序、和睦。

克勤：兴家传家的动力

古人推崇“耕读传家”，劳作要勤，以使家庭有稳定的经济基础；为学亦要勤，以使家庭能够兴旺发达。古代家训中包含了许多勤学的内容。南北朝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古代圣贤“犹须勤学，况凡庶乎”。他以自身经历告诫后人：“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鲁灵光殿赋》是汉代王延寿的大作，词章华丽，颜之推七岁便能背诵这样的大作，到成年后仍没有忘记，少年时积淀的记忆历久弥新，而成年后所读之书稍有懈怠便遗忘了，由此揭示勤学贵在持之以恒的道理。

吴越钱氏的家训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篇章，个人篇中说“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强调勤学的价值，并认为学问与德性互为表里。勤学不仅是有益于个人、有益于家族之事，也是有益于国家之事。国家篇中提到“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在勤学家风的倡导下，吴越钱氏名贤辈出，在近代更涌现出钱穆、钱锺书、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人文大家、科技巨匠，真正体现了“兴学育才则国盛”的家风。

清代曾国藩教育后人极重勤德，在家书中提出：“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国藩而立之年时，曾给自己制定“日课”十二条，以“主敬”起首，包括“早起”“读史”“慎言”“养气”等内容，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将每天何时做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既是对个人意志的砥砺，也堪称传统时间管理的典范。

尚俭：惜福养德的智慧

中国传统家训论俭，绝非吝啬守财，而是倡导“俭以养德”的生命智慧。三国时代诸葛亮在家训名篇《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为后世家训著作论俭奠定了基调。宋代陆游的《放翁家训》说得更直白：“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俗话说“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沾染奢侈之风者，无论家资多少都会被败光，而能节俭持家者，虽然贫穷也总能有节余。

明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将节俭置于治家的重要位置：“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治家格言》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名句成为妇孺皆知的生活哲学。这部家训能够流传四百余年，获得民间的广泛认同，其节俭思想功不可没。

江西修水陈氏的家训将节俭与“惜福”观念结合，形成独特的节俭哲学。陈宝箴有这样一首诗传世，反映了他在生活上的节俭：“嚼来确是菜根甜，不是官家食性偏。淡泊生涯吾习惯，并非有意钓清廉。”陈氏家族自清代迁居修水，至近现代涌现出陈寅恪、陈衡恪等在学术、艺术上卓有贡献的人才，其家训中的“惜福”观念，使子弟养成了淡泊名利、专注学问的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家训源于中国，延伸至周边地域，形成同源共彩的文化景观。中国家训的完整体系随汉字、儒学、律令东传，在东亚各地生根发芽，因此廉、礼、勤、俭在东亚各地家训中均占有重要位置。

早在唐朝，有着“家训之祖”美誉的《颜氏家训》就流传到了日本，吉备真备甚至模仿《颜氏家训》写了一本《私教类聚》。朱子《家礼》在日本、朝鲜、越南广泛传播。萨摩岛津氏《家中法度》有“贪一钱者，如盗一国”之语。京都小津家《家宪》规定：“裁衣剩布，需集至三尺以上，方可另用；木材余料，需分类存放，各得其用。”在朝鲜，李滉融合朱子学与朝鲜实情撰写《修身十训》；在越南，后黎朝《二十四训条》亦可见中国影响。

当今时代，家族结构经历了巨大变化，然廉之清白品格、礼之秩序意识、勤之奋斗精神、俭之生活方式，仍然为现代社会所需，这就促使我们要进一步挖掘古人相关的论述，并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有助于今日家风建设与社会发展。（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院 王丽 刘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