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巨，1928年10月出生，江苏徐州人。1942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44年12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多场战斗。1952年7月，转业到重庆市云阳县，1983年12月离休，获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我叫陈德巨，1928年10月出生在江苏省睢宁县张圩乡陈油坊村一户农民家庭。童年时期，我白天在私塾读书，放学后回家务农，生活安稳。
1937年后，睢宁县成为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我的母亲是村里的抗日妇女模范，她经常告诉我：“鬼子来了，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在她的影响下，我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42年，14岁的我当上了村里的儿童团团长，协助村干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儿童团虽然不持枪冲锋，却承担着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传递公文等重要工作。我印象最深的是传递公文，把那些重要公文从这个村送到那个村，虽然路不远，可危险得很——碰上鬼子、伪军，信要吞进肚子里，人要赶紧躲。对于我们而言，送信不仅是一项任务，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敌人周旋的战斗。
1944年冬天，我跟同学高文举一起报名参加了新四军。因为读过书、有文化，我很快当上了新四军淮北三分区政治部文化大队的班长，负责宣传党的政策，帮战士们学习文化、提高觉悟。那时虽然条件苦，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天蒙蒙亮，大家就起床操练、学文化。因为大家都明白，学好了文化，才能更好地打鬼子。有些战士基础差，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没有纸笔，我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
1945年7月7日，这个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那天，我们攻打睢宁县城，在北门向伪军喊话。我年纪小，嗓门亮，领导让我打头阵。我清亮的嗓音在城墙上传开：“日本鬼子要败了，投降吧！”城墙上的伪军听了，哄笑起来：“这娃娃声音还没变全呢，去叫大人来说话！”领导看出我的窘迫，接过话继续劝，伪军不听。眼见劝降无果，部队决定先撤到一处民宅休整。谁承想，灾难正悄然逼近。
当时，领导在屋里研究工作。屋外，我正坐在板凳上和战友商量接下来要怎么对付敌人。突然，炮弹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是城外的鬼子发现这里有军人，连续发射了十几枚炮弹。
“咚”一声闷响，我下意识摸了摸右侧大腿，心想“糟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一颗炮弹正中院坝，三个战友当场牺牲。我全身被炸伤了三十多处，嵌进了七十多块弹片，整个人血肉模糊。送去抢救时，医护人员见我伤得太重，以为没救了，准备把我同牺牲的战友一道送去掩埋。
这时，一旁负伤的老乡从担架上滚了下来，扑过来，哭着阻拦：“他还活着！我听见他喘气了！不能埋！”就这一声喊，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医护人员立即为我做手术，取出了50多块弹片，但我的右耳再也听不见了。
我昏迷了很久，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自己身上——腿上、背上、胳膊上，到处都是纱布。
不久后，国民党军队从徐州向华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重伤未愈，就跟随部队北撤山东，体内还有二十多块弹片没有取出来，走一路疼一路，整宿睡不着觉。直到第二年8月，我到山东省惠民县医院进行第二次住院治疗。取弹片时，医生手抖得厉害，汗珠直往下掉：“有的嵌在肋骨缝里，有的扎进了膝关节腔，不敢硬取……”“没事……”我刚想宽慰他，话没说完，就疼晕过去了。这次又取出了一部分，但仍有12块弹片扎得太深，取不出来了。
直到现在，每逢阴雨天，我的腿就疼得走不了路，比天气预报还准。但那些弹片，没有让我后退一步。
1947年底，伤口刚愈合，我又回到了部队，前往山东惠民九区担任民政干事。后面的日子里，我作为指导员，带着一支民工支前队，先后支援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到南京解放。大军过江，我们紧随其后，深入火线，推着小推车往前线运送弹药、粮食，抬担架、护送伤员。
最难忘的是1948年冬天那个深夜。大雪封路，前线战士们已经两天没吃上热饭。我们连夜做好了饭食，用棉被裹着竹筐，深一脚浅一脚往前线赶。半路上，敌机扔下照明弹，把雪地照得像白天一样。我们赶紧趴进弹坑里，等飞机过去再爬起来接着走。后半夜赶到阵地时，战士们冻得嘴唇发紫，接过吃食的那一刻，好多人都哭了。一个小战士吃了一大口，眼泪就掉下来了，一直在说“谢谢，谢谢……”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们站在雪地里，心里热乎乎的——那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时刻。
1949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安徽徒步向西南进军。年底到达当时的四川省巫溪县三区，参加了当地的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5年，我调任云阳县人民法院院长，1979年任云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80年任检察长。从战场到法庭，从法庭到检察院，我一直在跟“正义”打交道。过去拿枪保家卫国，后来拿法护一方平安。有人说我“转行了”，我觉得没变——责任更重了。枪指着敌人，法护着百姓，都是为人民服务。
如今我已经98岁了，孩子们常来看我，孙辈们围在身边，偶尔我会翻出老照片，跟他们讲讲以前的事、遇到的人：捡回我一条命的老乡、送信路上遇到的埋伏、战士们捧着食物冲我们笑……我希望年轻人要记住——和平，来之不易！
我也经常给他们唱那首熟悉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告诉孩子们：“弹片在身上，党在心里。我这辈子，很值。”（陈德巨 口述 向琳燕 谭启云 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