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拥有丰富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其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历代书法馆是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书画分开、系统展示中国古代书画通史的常设展。两馆在上海博物馆东馆重新亮相后，吸引了众多观众，其中晋唐书法大家王羲之、王献之、怀素的几件书法作品更是需要排长队才能一睹真容。片纸只字，珍若拱璧。让我们屏住呼吸，慢慢走近，领略其跨越千年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底蕴。

忧国嗟时 志犹不息

说到中国书法史，王羲之是永远的明星。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一生书写不计其数，散佚后真迹难觅，即便唐以来的钩摹本、临写本、精拓本也极为稀少，因此上海博物馆展出的《上虞帖》《鸭头丸帖》虽为唐摹本，亦弥足珍贵。

《上虞帖》只有58字，系王羲之答复亲友的便笺。内容不长，兹录如下：“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大意是说，接获来信，收到你的问候。我夜里腹痛严重，以至白天也不能相见，深以为恨。希望您走之前还能有机会会面。王胡之（字修龄）到我这已数日，现在上虞，月底应该会回去。郗昙（字重熙）明早便向西而行，与之离别，难以言说。不知道谢安目前在哪。时局变幻，令人牵挂不已。

王胡之是王羲之的从兄弟，才能卓著、颇有作为，王羲之现存刻帖、摹本中，多次提及王胡之。当时名满天下的谢安也称王胡之为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与王胡之诗》说道“余与仁友，不涂不笱。默匪岩穴，语无滞事”，称王胡之为人处世不矫饰亦不拘泥于形式，他沉默并非因为居于岩穴，而是因为个人的修养，他说话时流畅得体，没有阻碍。在谢安的心目中，王胡之既善于清谈，又善于实干。而郗昙是王羲之的妻弟，后来和王羲之成为儿女亲家。

不少学者认为，《上虞帖》约写于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这一年，东晋征讨大都督桓温率军北伐，剑指西晋王朝旧都洛阳，经过多次激战，终于收复洛阳。出于制衡，朝廷屡屡征召素有“公辅之望”的谢安出仕，谢安却屡屡婉言拒绝，以至时论对他转生反感，这也致使谢安更加醉心于自己在绍兴东山的生活世界，干脆隐居不出。

王羲之本人因深感“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其时已辞职一年多，暂居上虞（今浙江绍兴），但他始终关注局势变化。

帖中的修龄即王胡之，当时已任丹阳郡守，不久后就任司州（东晋设置的侨置郡县，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刺史。他来上虞应该是为了拜访谢安，当然不只是与他优游山林，更应是晤谈时局、共商对策。在王羲之处小住的郗昙，也接到朝廷指令，次日清晨便要赶回东晋都城建康，两年后他肩负重任，转任徐州军司、散骑常侍，而徐州一带当时正是卫戍建康、北伐前燕的军事重镇。

王羲之写此帖时，东晋偏安江南，内忧外患不断，战事不息，民生不宁，而至亲好友责任在肩、前途未卜，此情此景，他自然心绪不定。

“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并不是说王羲之只寄情笔墨、热衷山水，不关心时局，实际上，他对国家大事不仅颇有抱负和远见，更有民生情怀。任护军将军时，他委派忠厚老实、秉公办事的人到各营调查，对年老体弱、饥寒交迫的士兵区别处理，适当安置；任会稽内史时，适逢灾荒，他果断开仓赈贷，上疏朝廷请求减轻灾区赋役，并下令禁酒，节省粮食以救济灾民。

后来他不得已隐退，但其为国分忧、心系黎民的政治理念始终未变，《上虞帖》手札所展示的正是这样的家国情怀。北宋书法家黄伯思因此评论他“忧国嗟时，志犹不息，盖素心如此”，可谓知己之言。

二王并称 骨势为优

与《上虞帖》相比，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字数更少，只有两行15字，内容为“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据《本草纲目》记载，鸭头丸是一味治疗面赤水肿、烦躁急喘、通利小便的丸药，李时珍特别注明这是此前名门望族裴氏家族的老方子，有神效。王献之认为药效不佳，具体原因不详，或者药丸放久了，或者原料本就不好，所以他提出明天重新收集制作后，与朋友相约见面。

二王书法，各有所长，其中差别，正如东晋书法家羊欣所说，王献之“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于此二帖可见一斑。

《上虞帖》为草书作品，行行分明，左右之间字势相顾；尽管笔势连绵不断，字与字之间更多的是形断神续，偶有牵带，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每个字恰如其分地安坐在它的位置上，既不肆意张扬，也不唯唯诺诺，从中不难感受到一代书圣的中正平和。

《鸭头丸帖》乃行书作品，字字独立，字与字之间却首尾相连，一笔连贯数字，与其草书“一笔书”风格极为神似。尽管纸幅不大，用笔毫不拘谨，其中牵丝、连带、呼应既不雷同，也不生硬，与从润到枯、由浓而淡的自然墨色变化相互映衬，既有连绵气势，也有天然妙趣。

二王书法精妙，既因其转益多师、广闻博取，更因其自身勤学善学。

王羲之自幼喜好书法，其父亲王旷、伯父王廙等大家族中的成员很多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他既向身边的老师学习，又曾北游名山，仔细观摩秦汉以来的书迹、碑刻，同时悉心体悟自然，加以融会贯通。王献之的学习条件更便利，除了父亲王羲之对他青眼有加，亲自教导，其母亲郗夫人、外公郗鉴、两个舅父郗愔和郗昙也都是书法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王献之少年时就见解过人，出手不凡，享有美誉。

“笔成冢，墨成池。”王羲之练习书法之勤奋远超常人。今天在浙江绍兴、温州，江西抚州、庐山等地，都有相传王羲之洗毛笔、砚台而使池水尽黑的墨池。王献之尽管没有墨池的故事和遗迹留存，但心摹手追，入古出新，能与其父相提并论，用功之勤亦可想而知。

最难得的是二王的守正创新。王羲之的楷书变革了此前汉魏、西晋楷书中的隶书痕迹，其草书将当时字字连属居多的草书变为“若断还连”的今草，其行书中锋立骨、侧锋取妍，代表作《兰亭序》错落有致，曲尽其态。王献之的创新意识更强。十五六岁时，他就劝父亲“宜改体”，后来，他在王羲之今草的基础上，创立“破体”的行草和“一笔书”的大草，开创了草书新典范。

不激不厉 风规自远

与《上虞帖》《鸭头丸帖》一同展出的，是唐代书法家怀素的《苦笋帖卷》，这是迄今怀素传世作品中唯一没有争议的真迹，直逼二王书风。

《苦笋帖卷》字数不多，仅14字：“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意思明了，苦笋和茶味道都很好，就请直接来吧。

这是怀素接受对方馈赠，还是邀请对方前来品尝，时至今日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草圣”怀素书法的收放自如、超妙入神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怀素的草书，透出其人的狂狷，“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用笔迅猛，挥洒恣意，未等他人反应过来，已笔落字成。后来他拜访颜真卿，经其点拨，一改旧习，用笔奔放更见沉稳，笔势来往去而能回，虽然不复当年“挥毫倏忽千万字”的气势，却“回旋进退，莫不中节”。

《苦笋帖卷》体现的就是此种风格。全帖一气呵成，首尾相接，连绵不绝，每个字起笔承接上个字字势后，依据字形很快放开手脚送出笔毫，到该字末笔快结束时又正好收回，蓄势以待下一次笔势放纵，肆意挥洒，节奏自然。仔细看，逸笔草草，方圆并存，并不以追逐外形、显示技巧为能事，其中蕴含的是与王羲之书法实践、书学思想一脉相承的中和之美。

“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王羲之的书法，无论楷行隶草、短笺长卷，也无论笔画纵横、笔势章法，既不局促拘束，也不过分放纵，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正如当代艺术家熊秉明所说，“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立，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其中蕴含了轻重、迟速、疏密、奇正、虚实、起伏、向背、动静等多种对立统一的风格特征和审美范畴。

王羲之对书法的中和美有着自觉的追求。在代表其观念的几篇书论中，他反复强调书写要“意在笔前”，写之前要全盘考虑；笔画要“筋脉相连”，气息连贯；具体到形态，要“视形象体，变貌犹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趣；分均点画，远近相须；播布研精，调和笔墨；锋纤往来，疏密相附；铁点银钩，方圆周整”，也就是点画、结构、用笔、笔墨等等都应不偏不倚，既要整体布局得体合宜、风格统一，又要彼此搭配偃仰欹侧、不显突兀。

王羲之的书法审美和实践，融雄强劲健与温柔敦厚于一体，汇灵动潇洒与沉静蕴藉于一身，平凡中有奇崛，清淡间有绚丽。在怀素生活的唐代，王羲之的书法备受推崇，唐太宗李世民曾撰写《王羲之传论》，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唐代的怀素、智永、虞世南、张旭、颜真卿，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康里巎巎、鲜于枢……这些大家都从王羲之这里汲取养料，结合自己禀赋，形成了同根同源而又别具一格的书风。

字如其人。王羲之的书法审美源于其儒道相融的人生追求。一方面，“得志，与民由之”，尽管他不热衷为官，但自小受到儒家思想熏陶，为官一任总是尽心尽力，受到挫折绝意仕途后依然关心时政；另一方面，“不得志，独行其道”，去官后更加沉潜书法、寄意山水，晚年更是通透洒脱，“思虑通审，志气和平”，并将此理念运用到书法实践中。我们今天看到的王羲之作品，形式多为手札，下笔随意而为，无任何做作之态，可以想见其书写时的恣意洒脱。

人品清正，大气从容；书法精妙，遒丽自然。中国人对书法的认知，既因为它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因为其无与伦比的艺术性，更因为它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内涵。笔墨之中见精神，这是我们欣赏书法作品时不能忘却的。（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