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运震是清代著名学者、循吏，他在甘肃为官多年，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政绩卓著。在他的家乡山东兖州，有一座古朴的青砖小院，是为了专门纪念牛运震而建。请随我们走进牛运震事迹展览中心，用心感受这位循吏的清风与正气。

俭：节俭克己 清廉俭朴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南部有一个叫牛楼的村子，这几年牛楼小镇名声在外，是一处既能领略田园风光又能重温乡愁记忆的文旅小镇。牛楼村，因姓氏而得名，要说从这里走出的名人，首推清代的牛运震（1706—1758年）。从热闹喧嚣的牛楼小镇往北走，很快就能看到一座青砖黑瓦的建筑，这便是牛运震事迹展览中心。它静静伫立，将牛运震的人生故事与为官箴言细细讲来。

清代的兖州牛氏家族多代从政，忠君爱国、体恤百姓，坚守清白勤谨、诗礼传家的传统，形成了良好的家风。牛运震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候选知县，乾隆三年（1738年）被任命为甘肃秦安知县。

牛运震的父亲牛梦瑞在他上任前谆谆告诫，到任后“兴利剔弊，有裨民瘼者勿吝，勿惮艰危”，又说“吾家承先荫，衣食粗自赡，月俸外不得妄取一钱。苟以官物谋生产业，非直无益，是增吾忧也”，要求他关心民瘼、清正廉洁。牛运震听从父亲教诲，曾写过一封《京中呈叔父书》，信中说“既拿定四两铜，为上司担忧分难，为百姓偎干就湿”，表达了自己的为官志向。

到了初仕地甘肃秦安，他立下“俭、简、检”的为官准则。对此，他有一段明晰的表述：“俭者，用俭养廉，所谓‘以约失之者鲜’，此不亏空、不贪婪之本也”；“简者，不拘官体，不听吏例，不信俗讳，不任己见，当无日不与百姓相见，差与之齐而讯其苦，但求一切便民而已”；“检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处分，上司有限期，胥役有奸弊，得一钱乙诸简，施一杖榜诸册”。

“俭”，就是要节俭克己、清廉俭朴、以俭养廉。初到秦安，面对当地位置偏远、经济落后、文教不兴的复杂状况，牛运震担心自己经验不足，怀疑自己“才质薄弱，力小任重”，但对于自己能够坚守清廉底线是有信心的，他说“初意来此，自料虽无吏治长才，但清廉长厚尚属可保”。

牛运震在甘肃为官，曾兼摄三县事务。他洁身自好，真正做到了其父要求的“月俸外不得妄取一钱”，而对于自己的俸禄，他常常捐出来办学、修路、赈灾。调任平番县（今甘肃永登）时，当地五道岘发生灾荒，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他捐粟二百石救济灾民，当地百姓为感念他的恩德，每人捐一文钱，做了一件“万民衣”，连同余钱也赠给了他。他难以推辞，受衣而退钱。

然而，谁能想到，日后牛运震将要被提拔时，却有嫉妒者举报他受“万民衣”“贪赃受贿”，致使牛运震被罢官。《清稗类钞》记载“去任日，民争投钱于舟，运震悉沉诸河”，他宁沉钱也要明志。罢官后的他一贫如洗，只能依靠当地百姓和自己门生赠送的柴米油盐过活。他想东归回乡，却又苦于没有归家盘缠，只能在兰州教书以补贴家用、积攒盘缠。

简：简政为民 高效务实

“简”就是化繁为简，摒弃官场繁文缛节，直接与百姓接触，简政为民、务实高效。牛运震任职秦安期间，为发展当地农业、提高生产效率，专门制造新式农具耧斗。为了能快速推广这一农具，他亲自下田示范操作，并动员乡绅富户率先使用，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农民看到实际效果后打消了疑虑，纷纷采用。

西固在秦安县城东北二百里，因路途遥远，当地百姓把自己应纳的粮食运到县城的费用超过应纳粮食数倍，导致积年拖欠。胥吏前去催征，往往与百姓闹得很不愉快，百姓甚至见到身穿官服、头戴官帽者，“时持刀杖”，故而不少胥吏也视去西固为“畏途”。

牛运震到任后亲赴西固，对当地百姓说此行“非来催科，欲亲百姓”，轻车简从，不搞排场。西固百姓高兴地以鸡、酒招待。他召集甲首、保正商议如何解决运粮费用高的问题，主张将纳粮折成银两，以每粮一石折银六钱，获得百姓认可。同时，他还要求重新丈量土地，有的百姓因地亩缺额而导致钱粮无着落的，都归入水冲沙压地亩，允许上报免税，减轻了百姓负担。

乾隆六年（1741年），牛运震兼署徽县知县，后又摄两当县令。徽县距秦安四百里，两当又距徽县二百里。为了方便三县百姓，他在距离三县适中的大门镇（俗称小甘州）设立办公点。他曾有诗道：“一身三县宰，憔悴小甘州。”为了处理好三县政务，他总是奔波在路上，寒冷的冬日亦是如此，“雨雪寒甚，奔驰道路，无宁晷”。

牛运震曾在《秦安示诸弟及颜怀敞书》中说：“自念一行作吏当官，而行果能为朝廷执法，为百姓造福，为父母立清名，虽极劳苦，吾亦何敢自爱。”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牛运震能够将秦安由昔日的“陇西荒瘠”变为“陇西邹鲁”，其治下各处民风清明，百姓安乐。

检：自省自律 兴利除弊

“检”就是注重自我检省，同时督导下属革除陋习，防止官吏渎职、腐败。牛运震认为，为官者要按规章制度办事，要接受同僚、上司、百姓等来自外部的监督，也要注重反求诸己，在内心检视自己的言行，不断提高道德修养。

牛运震自幼便重视道德修养，品性高洁。他对母亲极为孝顺，对待伯叔兄弟如一母同胞，家族内部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风。他将这种孝悌之情延伸至师友，对老师尊敬有加，对朋友谊同骨肉。

他天性豁达开朗，中进士后掣签被分到了秦安，很多人对他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任职感到惋惜，但他不仅不觉惋惜，反而欣然赴任。在《寄董景伯书》中，牛运震写道：“士生天地必有所与立，诚非泛泛而已。故行莫厚于立德，道莫乐于顺命，丑莫甚于怙容，而祸莫大于自弃。”倘若因为自己的初仕之地偏远就自暴自弃，不仅有负于朝廷，也有负于所学。

秦安虽贫，但牛运震说：“念秦安人衣食我，供奉我；吾处其宅，出其途，役其力，耗其财，平心自问，实不能为秦安兴一利益，除一患害……兴思及此，何胜怵惕！”他常问自己是否能无愧于秦安百姓，他将为秦安百姓办实事视为比官职晋升更重要的事。

牛运震认为“有心即可为循吏”，除了对自己进行检省，他也对各项为政举措进行检省，对一些不合理的弊政进行改革，同时督促下属改变陋习。到秦安仅三个月，他就把多年积案清理完毕，并重新检查过往案件，平反了一些冤狱，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得才案。

平民马得才因与秦安县巡检有纠纷，前任县令不经详查便认定马得才为盗并定罪，得才愤而自杀。得才之兄上诉，以失败告终。得才另有三兄弟也被收押，屈打成招，只待判刑。牛运震看过卷宗后，认为案件疑点重重，决定重审。有幕僚劝他，案件前任县令已定，再审就是自找麻烦。牛运震却说：“宁拼此官，不可委屈。”案件重审期间，他不畏权势，不受贿赂，执法如山，最终为冤屈者平反昭雪，赢得百姓普遍赞誉。

牛运震发现不少沿袭已久的陈规陋习，不但加重百姓负担，也给官员、胥吏假公济私、欺压百姓提供了机会。在秦安，他撰写了《禁革陋规碑》，共计九条，勒石立于县署门口，革除了向百姓摊派的差役人员工钱和伙食费、官府开仓收粮征税时向百姓索取的“开门费”、官府征用民房当仓库摊派给房主的“摊位费”等九类陋规，明令禁止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在徽县，他革除三蠹，“一曰里书之纸贵费，一曰柜胥之钞税，一曰图差之脚粮”，大体说来，指的是乡里在编纂土地清册、人口清册时向百姓收取“纸张费”，胥吏在征收钱粮时以耗损等名义获得的灰色收入，差役外出办事时索要的“跑腿费”“辛苦费”等，这些名目都是不合法不合理的。牛运震在各地都有革除弊政陋规之举，体现了他“为朝廷执法，为百姓造福”的理想，也是其整顿官风的重要手段。

在甘肃为官多年，牛运震还修桥筑路、捐资开渠、捐栽树木、劝捐社仓、创办书院、振兴文教、发展学术，惠政颇多。

牛运震遭人诬告而被罢官后，以读书讲学为人生最重要的事业，留下不少传世著作，如《诗志》《周易解》《论语随笔》《孟子论文》《史记评注》《读史纠谬》《空山堂文集》《空山堂诗集》等。由书名即可知他出入经史子集之间，博学多识，其《读史纠谬》是对历代正史的考订，很见功力。两江总督孙玉庭曾评价：“立德、立功、立言，曰三不朽……如吾郡牛真谷（牛运震的字）先生，殆所谓不朽者欤……于立德，则可列儒林；于立功，则可称循吏；于立言，则可立文苑。”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牛运震因病在兖州家中去世。牛运震的仕宦生涯，最精彩的便是这“俭、简、检”三字为官箴言，它如古陶般朴拙，亦如秋空般澄澈，能够穿透三百年时光，像一股凛冽的清风，吹拂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坎上。牛运震不是只活在故纸堆里的学者，他是远赴陇西将根须深深扎进黄土地的“循吏”，是一本值得后人细细品读的“无字之书”。（汪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