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纪律立党的基石

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党组织的原则和纪律，埋下了“纪律立党”的基石。图为中共一大纪念馆大型雕塑作品《历史选择 伟大起点》。李云舒 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李云舒 柴雅欣 自上海报道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然而，早期组织成员中的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绝对自由”，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激烈争论后，黄凌霜等人退出了早期组织。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据中共一大档案文件《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记载，“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

……

在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论战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进行了深入思考，并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场，捍卫铁纪立党的原则。

诞生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把纪律视为生命线。严明的党纪，是成立初期还十分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能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和派别组织的独特优势和“政治基因”。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那个星火初燃的年代，探寻党的纪律和规矩建设漫长历程的开端——

奠基——

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行严明纪律写在党的光辉旗帜上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因敌人的监视，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代表们针对建党初期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酝酿一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其中，讨论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党的组织原则问题：究竟是要建立一个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要建立一个松散的、可以自由结合的组织？

会上，有些代表不赞成组织严密战斗的工人政党，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提出不论是学生还是大学教授，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是不重要的。这一意见遭到了多数代表的反对。与会者多数认为，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事实上，在党的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就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纪纲”，即主张党要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这一意见，对一大确定党的组织原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包惠僧回忆，“代表们的思想和情绪对于学习苏联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大体都是一致的。”

最终，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党组织的原则和纪律。

“要成功、要有力量，就一定要有组织性、有纪律性。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行严明的纪律写在自己光辉的旗帜上。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才区别于其他政党，才能具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完成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肩负起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协同办公室主任张玉菡告诉记者。

细看党的一大纲领，有多条涉及党的纪律——

例如，第四条明确规定：“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这条规定吸取了前期与无政府主义者争论的教训，进一步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确保党员的纯洁性。

第六条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是我们党最早的关于保密纪律的明文规定。

第十四条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条规定明确了严格的党员标准，降低了党员腐化蜕变的可能性。

党的一大纲领还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党员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要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要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等。“这说明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就有了维护财经纪律、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的思想萌芽。”张玉菡说。

党的一大纲领，就这样埋下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一个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屹立东方，不屈不挠，砥砺前行。

立规——

第一部党章将“纪律”单独成章

党的一大纲领，为党的纪律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因当时条件所限，加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斗争经验，一大纲领的条文比较简单，内容和结构也不够完善。随着党的创立和工作的开展，党迫切需要一部正式的党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党章，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馆长郭晓静告诉记者，第一部党章共分六章二十九条，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党的会议、党的纪律和经费等作了具体规定，并将“纪律”单独成章，提出了九条纪律要求，涉及组织纪律、宣传纪律、党员从业纪律等。

“这是党的队伍发展壮大的需要。”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研究部（党章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倪娜介绍，首部党章制定前，国内政党分为两种纪律类型：一类是无政府主义的“乌合的状态”，另一类是国民党名为高度集权、实则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状态。而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内纪律状况离列宁所要求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党的纪律建设迫在眉睫。

首部党章特别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可见，党成立之初时，就已经充分认识到，政治纪律是党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倪娜表示。

首部党章明确了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列出必须开除党籍的6种情形。第二十五条规定，“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二）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三）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漏本党秘密”。

“从今天的角度看，有些要求近乎严苛。但当时的党处在极端秘密状态下，唯有极为严格的纪律才能保证政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凝聚力。这些纪律的制定，为党的工作正常开展提供了基本的行为遵循和行动保证。”郭晓静说。

岁月无声，首部党章字里行间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严明纪律意识，镌刻着革命年代用生命守护的信仰力量。一代代共产党人自觉尊崇党章、严守党的纪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

邓中夏便是其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的杰出代表之一。1922年7月，邓中夏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后严格遵守并践行党的二大宣言和章程。1931年，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身为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的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但他毫无怨言，坚定地执行党的各项决定。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第四次被捕。在狱中，他义正辞严地对前来劝降的人说：“对我们来说，入狱、杀头视如家常饭。”面对一次次酷刑，邓中夏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关于党的秘密，同年9月21日，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

“邓中夏以身作则，严守党的纪律和规定，用行动践行党的宗旨，维护了党的章程的神圣尊严。”郭晓静说。

固本——

牢牢守住党的纪律这条生命线

纪律立党，纪律兴党，纪律强党。纪律这条生命线，始终贯穿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奋斗历程——

在极为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加强革命队伍的纪律教育，为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坚实基础。从党的三大到党的七大的22年间，中国共产党从只有420名党员发展为拥有121万名党员，离不开严明的纪律。毛泽东同志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他用生动比喻强调“铁纪”的重要性：“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

在和平建设年代，纪律严明同样是我们党取得新胜利、开创新事业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执政条件下如何继续严明纪律、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本色作出了积极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伴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党的纪律建设组织系统得以恢复并不断发展。

“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守护纪律生命线、从严管党治党，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2012年12月4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吹响了作风建设的集结号，发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动员令。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策，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全面从严，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历史反复昭示：什么时候党的纪律严明，党的战斗力就会增强，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纪律松弛，党的战斗力就会削弱，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来说，纪律严明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这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历史反复证明的道理。”张玉菡说。

新时代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同样要靠铁的纪律来保驾护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党的初生宣言，更能深刻体悟：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

展品背后的故事丨用生命守护红色火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李云舒 自上海报道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一方展柜静静安放着一只手提箱与三枚印章。看似寻常的旧物，却藏着一个不平凡的故事——它们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张人亚，用生命守护了首部党章。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如乌云压境笼罩上海。此时，张人亚手中保存着一些党内文件和书报，其中就有党的二大制定的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创建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把保守秘密作为党的纪律，写入自己的纲领、章程及重要文件。张人亚深知其中分量，他心里十分清楚：一旦这批党内文件落入国民党反动派之手，党组织将面临无法估量的打击。危急关头，张人亚毅然涉险，将这批珍贵文件从上海秘密带回宁波霞浦老家。他托付给父亲张爵谦，嘱咐无论如何务必舍命保管。当天夜里，他便匆匆返回上海，继续革命工作。

这是一次生死之托。几天后，张爵谦编造了一个谎言：“儿子长期未归，已在外亡故。”在霞浦东面的长山岗上，老人为儿子和早逝的儿媳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棺木空空。张爵谦将文件书报用油纸层层包裹，夹在衣物中随棺下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人就这样默默守着秘密，盼着儿子归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爵谦却始终没有等来儿子的音讯。1951年，老人打开那座空墓，取出秘藏多年的文件，交给张人亚的弟弟张静茂，要他代为捐献给国家。

“这批文献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合订本是目前发现的国内唯一存世的中共二大中文文献，而其中就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的首部党章。”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馆长郭晓静说。

2005年，张人亚的亲属偶然在1933年瑞金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发现了一篇悼词——《追悼张人亚同志》。至此，家人才知道，战斗在革命前线的张人亚早已病故。那位“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以信仰为薪，以生命为炬，守护着炽热的红色火种，穿越暗夜，生生不息。

专家圆桌丨“铁纪”是怎样铸成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李云舒 自上海报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而“从严”二字，根基在纪律。回望百余年前，那些印刻在初生宣言中的纪律底色，为何依然熠熠生辉？围绕这一主题，我们邀请三位党史专家展开圆桌对话。

张玉菡 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协同办公室主任

郭晓静 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馆长

倪娜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研究部（党章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记者：中共一大为党的纪律建设埋下了怎样的种子？

张玉菡：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便深刻认识到严明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根本保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仅有十五条，却起到了临时党章的关键作用，对于党员发展和党员行为规范作出了严格、明确的纪律要求。比如，党员发展方面，它不仅明确了入党条件，要求申请者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并与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还规定了严谨的入党手续。候补党员必须接受所在地方委员会的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及执行委员会批准，方能转为正式党员。党员行为规范方面，第六条明确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是党在严酷斗争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第十四条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划定了工作纪律的红线，确保了党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这些早期纪律规定，虽显稚嫩和简朴，却如血脉一般深深根植于党的肌体之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矢志不渝的纪律立党原则。

记者：首部党章便单设“纪律”一章，为什么在党的创建初期“纪律”就被提到如此高的位置？

郭晓静：制定党章、强调纪律，是党在创建初期为了自身发展壮大而必须走的一步。之所以把纪律提到这么高的位置，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党的理论根基决定必须讲纪律。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强调组织严密、行动一致，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党章中专门设“纪律”一章，表明我们党同旧式松散团体、同无政府主义组织具有本质区别。

二是环境特殊。建党初期，党还处于秘密斗争状态，很多活动不能公开。在这种环境下，纪律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生存和每名党员的安全。

三是现实需要。当时党员主要分为以建党干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党员和以工运干部为代表的实际斗争党员两部分，如果不加强纪律约束，党的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首部党章在“纪律”一章中，对组织纪律、政治纪律、工作纪律都作出了明确规定，目的就是要把党真正锻造成一支高度集中统一、有战斗力的先锋队。

记者：首部党章中的纪律规定，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有何启示与借鉴？

倪娜：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第一部党章开启了专章规定党的纪律的先河。党走过一百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19部党章等系列重要文献，印证了纪律立党、纪律兴党、纪律强党的鲜明特色和成功经验。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纪律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需要用严格的纪律建设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意志和行动，把各级组织和党员联结成一个团结有力的战斗集体。只有这样，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