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是南宋朱熹之后的又一位理学大家，人们尊称其为“西山先生”。他历仕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既有中枢理政的阅历，又有主政泉州、潭州等地方的丰富从政实践，对南宋中后期吏治积弊、民生疾苦、政风得失有深切体察。他一生立身清正、为官勤勉，著有《大学衍义》《西山政训》等著作。《大学衍义》阐述治国与修身为一体的理论，深刻影响元明清三代的政坛与士林。《西山政训》是真德秀劝谕下属的著作，以“廉、仁、公、勤”四事为核心，熔理学道义与施政实践于一炉，是古代官箴文化的经典之作。

律己以廉

“廉”是真德秀从政理念的首要准则，是“廉、仁、公、勤”四事之首。《西山政训》指出：“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由此可见，真德秀视廉为立身之本。为官者倘若有贪墨之行为，不仅有负职责所托，而且失民心、毁纲纪，因此守廉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南宋中后期，吏治渐弛，贿赂公行，官场馈送成风。面对这样的不良风气，真德秀提出了“两为耻”的主张，即“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耻。”“苞苴”原本是指包裹鱼肉的蒲包，后引申为贿赂他人的礼物。真德秀认为，在朝廷中任职的官员，应以别人送礼到家门口为耻；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应以把礼物带到京城中为耻。为官者要以贪为羞、以廉为荣，自觉抵制请托送礼、利益输送等歪风邪气，把不贪不占、清白自守作为从政的第一信条。后人曾评说：“宋人此言，可为万古官箴”，“两为耻”主张亦成为传统廉洁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价值标杆。

真德秀不仅以言倡廉，更以行践廉。他勉励同僚恪守“冰蘖之规”“玉雪之操”，摒弃奢靡享乐、贪求私利之心，视清廉自守为至珍至贵。真德秀任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期间，当地发生严重的旱灾、蝗灾，真德秀在救灾过程中，发现“新徽州守林琰无廉声，宁国守张忠恕私匿振济米”，他都上疏予以弹劾。

真德秀两知泉州，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港，海外贸易繁荣，经济富庶。他深知在泉州为官的廉洁风险，在《西山政训》中写道“犀珠宝货，见者兴羡。而豪民巨室有所诉讼，志在求胜，不吝挥金，苟非好修自爱之士，未有不为所污染者”，因此他愿意主动接受同僚与下属监督，坦诚表示：“某虽不敏，请以身先，毫发少渝，望加规警。”其言辞之恳切、态度之真诚，足见真德秀为官的谨慎、守廉的认真。

抚民以仁

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提倡“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真德秀施政的底色。“仁”的理念也灌注在《西山政训》中，他告诫下属：“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百姓是国家根基，农事是民生之本，为政者不可轻扰民生、不可滥兴徭役、不可重敛苛捐。他将理学“仁政”理念转化为具体治理实践，强调为官者当有仁爱之心、恤民之怀，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苦为苦，反对苛政扰民、滥权害民，把抚民以仁、惠民以实、保民以安作为重要职责。

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说：“必有修德之实心，然后有修德之实事；有爱民之实心，然后有爱民之实事。”仅有爱民之心是不够的，还需要将此心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真德秀的“仁政”，并非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以民为本、务实惠民的具体行动。

前文提到真德秀在江东救灾，他到灾情最严重的太平、广德两地坐镇指挥。《宋史》记载他“亲至广德，与太守魏岘同以便宜发廪，使教授林庠振给，竣事而还”。数千百姓前来送行，指着道旁一座座埋葬着饥民的墓冢说，如果没有真德秀前来赈灾，我们也将被饿死。嘉定十五年（1222），真德秀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今湖南长沙），潭州遇大旱，百姓没有粮食吃，他“极力振赡之”，开仓放粮、上书请免赋税。真德秀在赈灾过程中考虑周全，“立惠民仓五万石，使岁出粜”，惠民仓的主要受益者是城中居民，因此他又“易谷九万五千石，分十二县置社仓，以遍及乡落”，针对老人小孩等社会弱势群体，他“别立慈幼仓”，三种仓各有分工，各得其便。

真德秀第一次知泉州时，外国商船苦于市舶司的重税，一年仅三四只船前来贸易，真德秀到任后，实行优惠政策，减免了许多不合理的征税，很快就使来泉州贸易的外国船只增加到三十六艘，这样反而增加了税收，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真德秀第二次知泉州时，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史载：“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当地有“预借”赋税的做法，即官府提前征收未来几年的赋税，此举严重影响了百姓生计，百姓叫苦不迭。真德秀此次到任后，首先下令禁止“预借”赋税。反对真德秀的声音不在少数，但他坚称“民困如此，宁身代其苦”，宁可财政吃紧也不加重百姓负担。在泉州这个经济繁荣之地，真德秀廉洁从政、抚民以仁的施政作风不仅改善了当地的营商环境、增强了百姓福祉，也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廉洁文化遗产。

存心以公

“公”是真德秀从政的重要准则。《西山政训》在诠释“公”时说：“传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他主张为官必须公正无私、不偏不倚、举直措枉，以公心处事、以公道用人，反对徇私枉法、党同伐异、偏袒庇护。

真德秀身处南宋权奸当道、士风渐颓的环境中，依然坚守公道正派、刚直不阿的处世原则。当时史弥远以爵禄笼络士人、培植私党，官场趋炎附势之风盛行。真德秀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曾对友人刘爚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因此，真德秀力请外放，于是之后担任了江东转运副使。

真德秀认为用人当重德才、重廉声、重实绩，不可凭亲疏好恶、私人关系，更不能让品行不端、廉声不佳者把持政务、侵害公利。他坚持举贤荐能、奖廉惩贪。他据实举荐了一批清廉有为、政绩卓著者，对贪墨失职、败坏风气者，则坚决弹劾、毫不姑息。

真德秀认为“公”与“廉”是分不开的，没有对公正价值的体认，也就没有对廉洁价值的坚守。史弥远死后，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他告诫下属“无滥刑横敛，无徇私黩货”，并革除了市令司。据学者研究，南宋各州县曾广泛设立市令司，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为官府采购物资、评估商品价格，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弊端丛生，市令司的估价往往与市价不同，从而为官员贪墨大开方便之门。真德秀质问“物同则价同，宁有公私之异”，官府采购应当遵从市价，这对市场上的各主体才算是公平。

在《西山政训》中，真德秀提出了官员应当为百姓革除的“十害”，首先就要革除“断狱不公”，“狱者，民之大命。岂可少有私曲？”官员断案之笔，关系一人之性命、一家之忧乐，必须秉公断案，不能为了私利而冤枉好人、放过罪犯。真德秀认为要做到“公”是不容易的，“然人之情每以私胜公者，盖徇货贿则不能公，任喜怒则不能公，党亲戚，畏豪强，顾祸福，计利害，则皆不能公。”他强调为官者心中只有树立了对天理与国法的敬畏，才能避免以私损公，“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踰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逆乎天理矣；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则违乎国法矣。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这一反问，振聋发聩，值得后人警醒。

莅事以勤

“勤”是真德秀倡导的为政作风。《西山政训》认为：“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为官不勤，则政事荒废、弊端丛生，即便本意不贪，也会因怠惰导致“上辜朝寄，下负民望”。

真德秀以“业精于勤荒于嬉”告诫下属。民生在勤，为官者受朝廷重托、享百姓供给，更应夙夜在公、勤勉不懈。真德秀鼓励下属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为勤政榜样。诸葛亮开府治民，勤勉公事，以集中众人智慧、广纳忠言为先务。真德秀表示，我们远远不如诸葛亮，更应虚怀若谷、乐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同时，真德秀批评了当时官场中的两种不良风气，一是“以酣咏遨游为高”，为官不理公事，而将主要精力用在交游唱和上，另一是“以勤强谨恪为俗”，将莅事以勤、用心政事视作庸俗。对那些不能勤政、“以蒱博废事者”，真德秀尤为痛恨。如果幕僚宾客有人因赌博而荒废公务，东晋的陶侃就将其抓来投入江中。真德秀希望同僚能体察陶侃的这番用意，“职思其忧”，在非休沐日不要聚众饮酒，“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这样或许能使“政平讼理，田里得安其生”。

勤政更要担当作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真德秀以理学知名当时，许多同僚认为他只是一个坐而论道的理论家，并不能处理实际政务。史载“都司胡槻、薛拯每诮德秀迂儒，试以事必败”，对他是否有真本事持怀疑态度。实际上，真德秀做事雷厉风行，不尚空谈，每到一地都能抓住当地的突出问题，敢于革弊立新。在江东救灾之后，胡槻、薛拯这些人对真德秀的能力不再怀疑，自此他“政誉日闻”。

真德秀的《西山政训》以“廉、仁、公、勤”四字为纲，构建起系统完整、知行合一的思想体系。“廉”是立身之本，守住底线方能清白为官；“仁”是施政之要，心怀百姓方能赢得民心；“公”是行事之则，恪守公道方能维护正义；“勤”是履职之基，勤勉实干方能成就事业。四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显示了一位南宋理学家的从政规范与道德追求。与他的《大学衍义》一道，《西山政训》仍然值得今天的读者用心阅读，感受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郭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