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朱熹，多数人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位埋首典籍、皓首穷经的学者形象——毕竟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定位是理学“集大成者”，留下的《四书章句集注》影响中国数百年。可鲜有人知道，24岁的朱熹曾在福建同安当过四年县主簿，干的是核查户口、整顿学校、纠正婚俗的“基层琐事”。正是这段看似平凡的经历，让朱熹成长为脚踏实地的儒者，也为他后来的思想体系埋下了关键伏笔。

初入仕途

绍兴二十一年（1151），22岁的朱熹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今属厦门）主簿。主簿是个什么官？乾道八年（1172），朱熹写了一篇《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对此有很明晰的介绍：“县之属有主簿，秩从九品，县一人，掌县之簿书，凡户租之版、出纳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盖主簿之为职如此。”虽然仅是知县的佐官，品秩也仅为从九品，但事情纷杂，头绪万端，非易为也。

朱熹获授同安主簿后，没有立即上任，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夏天，24岁的朱熹背着行囊来到同安。在去同安的路上，他首次拜访了李侗，后来朱熹以弟子礼师事李侗。李侗曾从学杨时、罗从彦，而杨时正是将程颢程颐的学术带到南方的重要学者。

彼时的朱熹，和很多年轻读书人一样，既向往仙佛“高妙境界”，又想在政事上做出成绩。他特意把办公之余读书的地方取名“高士轩”，白天处理公文，晚上就在这里读道经、佛书，觉得“修道治学”和“当官办事”能两头兼顾。

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剂清醒剂。作为县主簿，朱熹的核心工作是“管户口、收赋税”，而同安当时的情况堪称“烂摊子”：土地账目混乱，有的富户占着大片田产却通过各种方式少缴税，穷苦百姓无地可种还得承担重负，民间抱怨声不断。朱熹很快就明白，所谓“佛道玄妙”解决不了百姓的吃饭问题，他专程跑到邻县惠安，向有经验的官员郑昭叔学习“经界之法”，也就是给土地“划清界限、登记造册”。古有“仁政必自经界始”的说法，经界成了朱熹后来一辈子都惦记的事。

处理赋税时，朱熹的“刚柔并济”让人印象深刻。一开始，他耐心跟百姓讲政策、定期限，反复提醒别错过约定的期限；可真到了截止日，下属表示“例当展日”，即按照惯例延期，朱熹却斩钉截铁地拒绝——“断不展日”，说定哪天就是哪天。有人觉得这个年轻人“太较真”，朱熹却不这么想，有道是“主簿掌凡赋税、户口之事，缓则失时，急则民困，而或散亡。惟能得中，于职为称。”松一点就误了正事，紧一点百姓又受苦，只有守住“中间线”，才算对得起这份差事。

除了算账收税，朱熹还在同安大兴教育。当时同安的县学衰落已久，教书先生敷衍了事，学生们学的都是应付科举的“套话文章”。朱熹觉得如此下去很是不妥，一上任就整顿县学，制定新规矩，要求先生们多讲“做人做事的道理”，少教“升官发财的技巧”。他还扩建校舍、添购图书，甚至为了争取办学经费，跟泉州的学官据理力争，哪怕被上级批评也不在乎。

绍兴二十五年（1155），朱熹在县学中发现了一批88年前的藏书，这批北宋熙宁元年（1068）由时任同安知县林渎添置的藏书保存状况不佳，朱熹“简其可读者，得凡六种一百九十一卷”，“又下书募民间，得故所藏去者复二种三十六卷，更为装褫为若干卷，著之籍记而善藏之，如故加严焉”。通过朱熹对旧藏书的处理，便可窥见他对教育事业的细心与热心。此后，他的仕途多坎坷，为官日少，而乡居日多，但都以兴学崇教为己任。

兴学崇礼

朱熹在同安期间，秦桧把持朝政，他做出推崇王安石“荆公新学”的姿态，将程颢程颐的“程学”当成“异端”，两次下禁令不许学校宣讲。可朱熹认定程学之中“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是对的，于是在夹缝里想办法。

对程学禁止最严的时候，他不跟学生空谈“朝廷大事”，只教大家“洒扫庭院、礼貌待人”这些小事。等到秦桧去世、程学解禁，他立刻行动起来，在县学里给支持程学的名臣赵鼎立祠。在给同安县学诸生的“策问”中，朱熹斥责北宋以来的“科举干禄之学”为“糊名窜书”。朱熹还在“策问”第十二题，假定学生担当台谏之官，“今天下之事众矣，二三子试以身代诸公而任其责，以为所当言者，何事为大？”鼓励他们大胆直言。

当时同安的风俗也让朱熹头疼：有钱人结婚讲排场、比阔气，穷苦人家娶不起媳妇；就连学校里的“乡饮酒礼”也办得不成样子，没有人认真对待。风俗坏了，人心就散了。朱熹于是翻出《周礼》《仪礼》，一笔一画考证礼仪流程、祭器规制，让学生们照着流程练习；还写了《申严昏礼状》，向上级建议定规矩“整顿婚俗”，甚至试图编一本老百姓都能看懂的“礼仪手册”，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事、怎么待人。这些事看似琐碎，却是他后来研究礼学的起点。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礼学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恰如钱穆所言“朱子于经学中，于礼特所重视”，他精于考证，但并不是照搬古礼于现代，而是结合当时社会需求，大胆对古礼进行损益。乡饮酒礼是古代尊老敬贤的礼仪，朱熹后来改革乡饮酒礼，突出了乡饮酒礼中对先师孔子的礼敬、对家国秩序的重视。朱熹对于家礼极为关注，他的《家礼》五卷对后世的影响不下于《四书章句集注》。

子规夜悟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月，朱熹即将卸任同安主簿，一次奉命去外地办事，晚上住在德化驿剧头铺。春夜又冷又静，窗外深山的子规鸟“啼血”般叫不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开卷阅读《论语》，读到“子夏之门人小子”章，突然被点醒。

这一章讲的是子游批评子夏，说他只教学生“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小事，不教根本的道理，他认为这些小事是“末”，“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反驳道：“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君子教人道理，哪有不按顺序的？就像草木，得先分清楚种类，才能知道怎么培育。哪能跳过基础，直接学高深的道理。

朱熹往日总觉得高深的道理才重要，“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小事不值一提，甚至对老师李侗“重视具体小事”的提醒不以为然。可在同安当了四年主簿，他天天处理的都是“查户口、定赋税、教学生、整礼仪”这些小事，此刻再读这章，青年朱熹突然明白：没有“扫地应答”的基础，就没有“修身治国”的根本；做事治学，都得一步一步来，不能好高骛远。

后来朱熹曾向学生回忆那晚，“旧为同安簿时，下乡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时正思量‘子夏之门人小子’章，闻子规声甚切，今才闻子规啼，便记得是时”。只要一听到子规叫，朱熹就会想起那晚的顿悟。他以前总觉得“道理是不分大小的”，可那晚才明白，大小、本末都得搞清楚，从头做起才行。这一次“子规夜悟”，让他彻底放下了对佛道玄思的沉迷，坚定了儒学“脚踏实地”的方向——后来他提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主张“一件一件探究事物的道理”，正是从这段经历里来的。

走出同安

四年同安主簿，朱熹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经界的事没有彻底办成，县学的改变也只是起步，礼仪的推行遇到不少阻力。可这段经历，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离开同安时，28岁的朱熹不再是那个“向往玄虚”的青年，他明白了“学问不是关起门来想的，是在做事里悟的”，也懂得了“治理不是喊口号，是一件一件解决百姓的难题”。后来他在漳州推行经界、在崇安办社仓、在南康救荒，都带着同安时期的务实风格；他构建理学体系时强调“力行践履”，反对“空谈义理”，也离不开这段基层经历的滋养。

原来，我们熟悉的“理学宗师”，不是天生就站在思想的顶峰。他也曾是个在基层摸爬滚打的“新手官员”，在处理琐事、应对压力、反思困惑中慢慢成长。同安的四年，就像一块磨刀石，把青年朱熹的“理想”磨成了“实践”，把“玄思”磨成了“实学”。这或许就是朱熹最真实的成长密码。伟大的思想，从来都诞生在脚踏实地的行动里。（陈昊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