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激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党心军心民心昂扬振奋。”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确立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同时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精神产生的根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点明了精神的物质基础，强调精神不是先验的、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存在，而是对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对物质的反映是动态的、辩证的，是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的能动过程。在他们看来，人不是被动地适应世界，而是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类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这种精神的能动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作出这样的比喻：“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通过“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灵巧的蜜蜂”的对比，来说明人类的意识活动不仅能够反映客观世界，更能在观念中预先构建起将要创造的对象，并以此指导实践——这正是精神能动性最直观的写照。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深刻揭示了精神对社会的反作用。恩格斯告诫一些人，切勿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1890年，他在给德国经济学家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1894年，他在给德国青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恩格斯认为，思想领域绝不只是经济基础的“回声”或“镜像”，它一旦形成，便获得了相对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产生它的那个社会。

　　精神的能动性，突出地表现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马克思强调：“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用“改造”一词强调人脑生产精神的过程不是直观复写，而是复杂加工的过程。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段经典论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论述给后人带来重要启示：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思想、文化等精神资源，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理论要掌握群众，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必须具备彻底性。马克思强调：“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精神的力量，源于它对客观真理的揭示。一种理论、一种观念，只有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同，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

　　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精神的作用。恩格斯在《维也纳起义》中分析了维也纳的领导委员会“既无精神，又无魄力”。在他看来，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取得精神上的领导权。没有精神的斗争，就会失去力量。马克思则分析了比利时革命，指出“比利时革命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这种精神层面的觉醒是革命的前奏，对后续的物质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能动性的论述，回答了一个时代为什么需要精神、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度重视精神的力量。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将认识过程概括为两次飞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物质变精神”，以及从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精神变物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也是一部精神发展史，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国共产党人用不懈奋斗激活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精神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全民族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新征程上，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是我国发展具有的战略性有利条件。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少帅；河北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段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