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到国务院监察部
加强廉洁政府建设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举行成立会，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组织机构的原则和今后的中心工作等问题。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供图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豪迈地指出。这次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作了全面准备。
建设党领导下的廉洁政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着追求。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以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下设四个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人民监察委员会，明确“人民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加强廉洁政府建设，是新生人民政权保持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要求，是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保障。
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
人民监察制度，是保障国家机关与公务人员履行职责、认真负责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制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篇章，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摆在党的面前。在执掌全国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因权力、地位而丧失革命意志，不为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所腐蚀，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面对复杂形势和种种考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1949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检查、处理中央直属各部门和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
在此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总蓝图，其中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共同纲领》规定：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这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谭平山担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刘景范、潘震亚担任副主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下设四个部门，分别是办公厅和第一、二、三监察厅。
按照《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试行组织条例》规定，人民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监察全国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令或损害人民及国家的利益，并纠举其中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二是指导全国各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工作，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三是接受及处理人民和人民团体对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控告。
1950年底，已有5个大行政区、1个中央所辖的民族自治区、28个省、12个中央或大行政区所辖市、8个等于省的行政区和345个县（市、旗）成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至1953年底，全国建立了3586个监察机关，其中县（市）监委就达到了1775个。
人民监察制度，是保障国家机关与公务人员履行职责、认真负责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制度。根据法定职责，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以及“三反”“五反”“一化三改”等运动中发挥监察职能，对官僚主义作风、贪污腐败等进行坚决斗争，对公务人员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惩戒打击。仅1953年，全国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受理并查处各种案件409532起，处分干部74671名。其中，中央人民政府副部长及相当级别人员10名，专员及相当级别人员113名，县长及相当级别人员2453名，区长及相当级别人员8358名，一般干部44284名，文教、技术人员5427名，乡村干部14026名。
监察部代替人民监察委员会——
围绕党和国家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依靠广大群众，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地开展了监察工作
“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同志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杭州时，他对随行人员这样说道。
经过77天的紧张工作，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初稿于1954年3月完成。同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1954年9月，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组织简则》就监察部的机构设置、职能任务、工作方式等作出规定。监察部为了维护国家法律，贯彻政策法令，保护国家财产，对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实施监督。
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三年内就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首任监察部部长钱瑛强调，各级监察机关的基本任务是监督各级行政机关、国营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地执行国务院决议、命令，坚决地贯彻国家政策法令，切实地完成国家计划，认真地爱护国家财产、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巩固国家纪律，保证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实现，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完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对党员的教育和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的工作抓得比较紧。1955年7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国家监察机关的工作的指示》指出：“各级党委和部门党组，应该加强对国家监察机关的领导，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应有负责同志兼任国家监察机关的工作。只有在党的密切领导下，国家监察机关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各级监察机关成立后，检查处理了一些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丧失立场、包庇地主和反革命、压制民主、打击报复、陷害好人的案件；对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仅1955年至1957年上半年，各级监察机关就直接检查处理11万余件案件，并通过对案件的处理鼓舞了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工作的积极性，更加密切了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958年5月监察部《关于八年来监察工作初步总结和1958年工作任务的报告》显示：“八年来，各级国家监察机关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围绕党和国家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依靠广大群众，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地开展了监察工作。”
从“行政监察”到“国家监察”——
纪检监察体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勇于推进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总结：“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纪检监察体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勇于推进改革，不断探索、巩固、深化，形成了新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监察部，将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工作，改由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进行；各级行政监察机关撤销后，其原有职能归属到各级党的监察机构。改革开放后，国家决定恢复行政监察体制。1986年12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1987年6月，监察部恢复成立，主要职责是监督检查国务院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省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中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决定、命令的情况；受理对其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调查处理其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的行为，受理其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部受理的申诉。
1993年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国家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相关请示指出，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强化行政监察机关职能的重大措施，有利于更加集中力量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发挥党政监督机关的整体效能，避免工作上的交叉和重复，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着眼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从2016年11月起，在北京、山西、浙江3地先行试点，为改革探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7年11月，根据党的十九大部署，在全国推开试点工作；2018年2月，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审议通过，国家监察委员会组建及其宪法地位确立，实现了国家机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创制。国家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一套人马、双重职责，既是执纪机关，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又是执法机关，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
监察对象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补齐行政监察范围的“空白”，推动由监督“狭义政府”到监督“广义政府”的转变……监察体制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把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反腐败相关职责进行整合，有效解决了过去监察范围有限、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问题，优化了反腐败资源配置，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回望来路，从人民监察委员会到监察部，从监察部被撤销再到恢复设立，从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再到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将公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公权力真正服务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决心。
特写丨三份展品映初心
西江潮涌，奔流不息。佛山，这片近代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土地，是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传播较早、影响较深的地区之一，也是新中国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的故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谭平山积极投身新中国的人民监察事业，为这一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佛山市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用好用活本土红色资源，深入挖掘其中的廉洁基因，让廉洁文化入脑入心。在佛山市高明区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一件件展品，将人们带回人民监察事业筚路蓝缕的初创岁月；一个个故事，诉说着人民监察为人民的坚定初心。
一份报告，标定监督坐标——
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在人民监察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其中写道：“监察机关的任务不仅在于消极地制裁，而主要地在于从积极方面推动厉行廉洁的、朴素的、爱护国家资财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防止贪污、浪费、破坏国家资财、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产生。”
既要惩于已然，更要防患于未然。谭平山曾说，“监察工作的最高要求，是要消灭事故于发生之前，是要减少或完全避免国家或人民的损失”。从“消灭事故于发生之前”到把监督挺在前面，从“教育、启发与纪律惩处相结合”到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把监督重心不断向前推进的逻辑一以贯之，“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要求一脉相承。
一张照片，传递反腐决心——
展板上，一张黑白照片定格历史：1952年2月10日，河北保定，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现场人山人海。
这两位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革命功臣，进城后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贪污腐化、蜕化变质，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一声枪响，震动全党、教育社会。新生的政权向腐败亮剑，不论功劳多大、职位多高，对触犯人民利益者严惩不贷。
一件旧衣，印证简朴作风——
衣领处，泛黄的棉絮从磨损的缝线中露出；衣襟上的五枚铜纽扣形制不一……这是谭平山曾经穿过的中山装，系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为出席重要会议的领导同志统一配发，后由其外孙女李小玲、曾外孙李吉亮捐赠。
衣着朴实无华，处处彰显勤俭本色与廉洁家风。据谭平山的女儿谭宗文回忆，谭平山担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期间，生活中吃穿用度从不铺张浪费。他常说，省下来的钱要交给国家。正人者先正己，这是人民公仆的朴素自觉。
一份报告、一张照片、一件旧衣，三件展品共同回答着“监督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深刻命题。答案写在历史的长河里，更写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时代在变，载体在变，一切为了人民的底色从未改变。这份来自人民的力量，正汇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滚滚洪流，奔涌向前。
展品背后的故事丨一份关于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
“兹任命张伦为本委人民监察通讯员，特此通知。”在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一份1952年11月由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签发的人民监察通讯员任命通知书陈列在展板上。泛黄的纸张上，红星熠熠、印鉴清晰。作为新中国早期群众监督工作的珍贵物证，这份任命通知书承载着“依靠人民监督权力”的初衷。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些党员、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甚且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为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监督纠举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良现象，监察机关开始探索设立人民监察通讯员。1950年1月，谭平山提出：“人民监察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参加监察工作。人民监察委员会准备在政府各部门、各职业团体中聘请公开的通讯监察员，组织通讯监察小组。”
制度旋即落笔。1950年7月7日，政务院第40次会议批准《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半年初步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要建立监察通讯员制度。监察通讯员的工作是：经常进行了解公务人员违反政策、法令、贪污浪费等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以及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情况，并搜集此项材料，向监察委员会报告或协助其工作。监察通讯员聘任办法是：由各机关团体推荐，经监察委员会审查合格后聘任，监察通讯员为义务职，但因工作上所必需之办公费用，监察委员会当酌予补助；同时对于工作著有成绩者，则给以适当的表扬和奖励。
数以万计的人民监察通讯员从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中民主推选产生，一只只人民意见箱挂上机关、街道和村庄。作为人民民主监督的实现形式，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使自下而上的批评检举和自上而下的检查督促结合起来”，有效扩大了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群众反映的问题经人民监察通讯员汇集到监察机关，再经相关部门处理和反馈，发挥了改进工作、纠正偏差的重要作用。到1954年10月时，全国已发展10万多名人民监察通讯员。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
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一外一内、相辅相成，跨越漫长岁月的两个答案，贯穿始终的是坚守初心使命、掌握历史主动的清醒与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必将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不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