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领导群众”

深受群众爱戴的县委书记王丕年

1945年秋，王丕年（右二）即将离开延安赴东北前摄于延安县。 资料图片

毛泽东赠给时任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的亲笔题词。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川口村的延安县委县政府旧址。 资料图片

1943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亲笔为一位模范题词——“善于领导群众”。这六个字，是赠给一位县委书记的，他叫王丕年，那年他28岁。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他曾提着马灯深夜走访，挽起裤脚与群众同耕共作，伏案在煤油灯下撰写调查报告与宣传文章。他坚毅的目光里，映着群众的疾苦，也映着共产党人的信念。这位从陕北贫苦农家走出的放羊娃，在革命的熔炉里淬炼成长，成为深受群众爱戴的县委书记。他扎根黄土，心系百姓，以踏遍延安山川的实干，交出了一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优秀答卷。

黄土深处察民意

1915年4月，王丕年出生于陕北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他自幼家境贫寒，在父亲的坚持下才得以上学读书。在学校，他初步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在内心深处埋下了参加革命的种子。他立志参军，跋山涉水奔赴延安，找到红军后第一时间报了名。从此，他放下牧羊鞭，拿起红缨枪。20岁的王丕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他25岁出任延安县委书记，扛起领导延安县人民攻坚克难、发展生产的重担，使延安县群众财富增长幅度、财政负担能力均居全边区第一位。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1940年初春，王丕年走马上任延安县委书记。如何在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重封锁下，改变中央机关供给吃紧、百姓生计维艰的局面？王丕年压力很大。在黄土高原的风沙中，他背起背包走到乡间，去了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心里在想些什么。

首先到达的是川口区刘庄村，第一顿饭是一碗清稀的小米粥。老乡面露难色，不是不愿意用干粮招待，实在是家里没有粮食。更让王丕年心头一震的是，听到了老百姓的怨言。这片浸润着革命深情的黄土地，为何会让老百姓生出怨言，他下定决心要找出缘由。

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王丕年白天挽起裤脚与群众同耕共作，晚上提着马灯挨户走访，在拉家常、话冷暖中渐渐让老百姓说出了心里话。他得知，因为公粮任务偏重，基层干部的作风简单粗暴，民众在不堪重负的同时对干部产生不满。他将这些肺腑之言一一记录，整理成调查报告如实向上反映。

王丕年意识到，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能打开局面。他不回避问题、不遮掩矛盾，带领县委干部分头下乡了解情况，调整了粮食征购政策，让干群隔阂悄然消融。

1941年秋粮丰收，公粮征收任务有所增加。王丕年下乡时听到了“今年公粮征收后，明年连米汤也喝不上了”的议论。他没有盲目压任务，而是逐户核对收成，细算民生账。河庄区四乡当年产粮4000石，折合细米2400石，公粮征收664石，约占全部收获量的27%。他认为这样的数字是老百姓能负担得起的，据实研判，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递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份实情报告，并得知延安县全面完成公粮上交任务后，对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陈正人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1943年春，王丕年遍历丰富、牡丹、蟠龙、青化四区，一路访民情，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生产经验，用精准调研指导春耕生产。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他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成事之要。在他的领导下，延安县从艰难困苦走向丰衣足食，半数贫农升为中农，成为陕甘宁边区发展经济的模范。

一枝一叶总关情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王丕年始终坚持“群众所需，我之所往”的原则。他说：“当县委书记，老百姓的吃穿住行都要挂记在心上。”他对民众有着深切的关怀，凭借着忠心为民的赤诚，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

看到老百姓生活困苦，王丕年想方设法改善民众生计。他察觉到南区合作社的发展潜力，认为这是发展经济、帮助老百姓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的关键。当时，群众把合作社当作“官办机关”，还有一些干部思想极其保守。他主动上门与合作社主任刘建章促膝长谈，鼓励他一定要打破思想束缚，发动群众入股破解资金难题。合作社的股金大幅增长，经营项目不断拓展，低价供应生活用品、高价收购农副产品，还给社员分红，群众真正尝到了甜头。南区合作社由此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标杆，为百姓增收、支援抗战筑牢了根基。

在延安县，居民十有八九是来自周边横山、绥德、米脂等地区的移民。出身贫苦的王丕年对乡亲们背井离乡的艰辛感同身受。他与县长刘秉温一道发出公开信，对移民郑重许下三大承诺：解决移民一切困难、开荒三年不出租不负担公粮公盐、绝对不扩兵。当他听到有移民缺乏籽种时，便主动协调农贷向移民倾斜，帮助解决土地、窑洞、籽种等难题。有了保障，大批移民南下延安，安心开垦、繁衍生息，渐渐过上了有吃有穿、牛羊成群的好日子。

当时，延安县有着一帮走街串巷、不事生产的“二流子”，他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王丕年没有选择对其简单打压、一罚了之，而是认真思索对“二流子”的教育改造，想要把他们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发现干部中存在工作偏差，有冤枉好人的情况后，他便在《解放日报》发表《谈农村二流子》一文，明确了评判标准。在实际工作中，他开展宣传教育，帮助“二流子”制定生产计划，还发动群众参与督促改造。一位“二流子”深刻反省，主动找王丕年立下“摘帽”誓言，表明了生产的决心，保证要做个好公民。在王丕年的不懈努力下，大批“二流子”走上正途，增加了生产战线的力量。

王丕年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刻操心着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他喜欢动笔写作，善于做宣传工作，写得一手好文章，把对民众的关切融入笔端。在雨量不足时，他及时撰文分享补救植棉的办法；在秋收时节，他发文提醒群众抓紧秋收、避免损失；粮食丰收后，他又研究民间储粮和备荒办法，守护群众辛苦得来的劳动果实。王丕年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以润物无声的坚守守护着这片鱼水情深。

双手劈开封锁线

面对国民党的严酷封锁，王丕年明白，如果不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作为全县的首要任务，不仅党政军供给困难，老百姓的生活也会苦不堪言。看着民众忍饥挨饿，一股悲伤涌上他的心头。当他听到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时，为之感到振奋。他牢记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嘱托，带领延安县群众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浪潮。

地广人稀、劳力匮乏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除了引入大批移民，王丕年还举起互助劳动的大旗，积极推广扎工、变工等组织形式。1941年春，他亲自到柳林区五乡，与7户12名群众组成变工队，同吃同住同劳动，把满腔热情投入到生产战线中，苦干2个月开荒100垧。有了丰富的劳动经验，他又加深理论研究，探讨扎工的起源、形式和好处。扎工队、变工队搞好春耕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开来，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王丕年理论水平高，善于以典型引路。他蹲点指导吴家枣园吴满有的变工队，总结生产经验在全县推广，在全县掀起了“向吴满有看齐”的热潮。吴满有成为全边区劳动英雄后，毛泽东还将儿子毛岸英送到吴满有家参加劳动锻炼。王丕年又大力宣传申长林、杨步浩等劳动英雄的事迹，鼓励在各区、乡之间、村与村之间、个人之间、劳动英雄之间以及军民之间开展劳动竞赛，形成了你追我赶、争当模范的良好氛围。延安的土地上，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的兴旺景象。

王丕年有能力有信仰，面对挫折与困难，他始终初心如磐。在组织工作中，他注重发挥党支部的积极作用。生产任务艰巨，他就亲自到川口区第六乡，和支部书记等一同调查研究，制定详细计划。他认识到乡的、村的、农户的生产计划能否落实，应当是鉴别各支部各小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于是当机立断，号召全县各支部将生产计划深入到基层去，引导广大群众为实现生产计划而奋斗。

在艰苦岁月中，王丕年一手抓粮食生产保民生，一手抓副业发展解民忧。在他的努力下，合作社事业发展得有声有色。南区合作社除了经营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外，还办起了牲口市场，组织运盐队，开办旅店、纺纱厂等。他还敏锐地发现了熬硝的副业潜力，推广熬硝生产，让群众每日增收二百余元，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将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和县长刘秉温关于开荒、移民参加生产、“二流子”改造问题的调查报告全文引入，并热情赞扬道：“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会后不久，毛泽东又亲切接见了王丕年，对他说：“你们工作不错啊。”王丕年心头一热，更觉肩头沉甸甸。那是信任，更是期许。

延水东流，岁月如梭。宝塔山下的风，年复一年地吹过黄土。那提着马灯走家串户的身影，挽起裤脚下田耕作的足迹，伏案写作的沙沙声，窑洞里的每一场谈话，都已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深的红色印记。王丕年从一名普通革命战士，成长为深受群众爱戴的延安县委书记，每一步都写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情怀。他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用行动书写了信仰与担当。今天，当我们重读《解放日报》上那些泛黄的报道，回望那个背着背包踏遍延安山川的身影时，或许会明白：真正的政绩，不在纸面，而在民间；不在当下之功，而在长久之心。（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薛淑婷 刘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