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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专论丨讲事实 讲形象 讲情感 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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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展。主题展览共分7个部分,展出照片图表357张、文物文献1061件(套)。图为《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浮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在数万里的漫漫征途上,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书写了大量鲜活感人、可歌可泣的长征故事。这些故事不仅记录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更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理想信念和精神品格。长征胜利90年来,我们党始终重视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尤其是讲好长征故事中的事实、形象、情感、道理,使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凝聚民族力量、传承红色血脉的重要载体。我们党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的有效做法和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讲事实:记录整理真实可信的长征史料,为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提供最基础的资料文本

  讲故事就是讲事实,只有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必须以丰富的历史细节还原长征的真实面貌,为讲好长征故事奠定最坚实的文本基础。我们党重视对长征史料的记录、搜集、整理和留存,构建起系统完整、翔实可信的长征史料体系。

  早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就注意通过各种渠道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造谣抹黑,向世人讲述历史真相。1935年秋,陈云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1936年3月,该文连载于我们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并很快传到国内,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传。不久后,我们党在巴黎主办的《救国时报》又相继刊发了《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2篇文章,同样假借俘虏身份宣传红军长征事迹。这些文章都以大量真实细节戳破了国民党对我们党和红军的污蔑。例如,《随军西行见闻录》揭露了桂系军阀“派人纵火以嫁祸于赤军”而“使居民愤恨赤军”的卑劣行径;《雪山草地行军记》澄清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出“在红军队伍中不仅有文学家、军事专门家、政治家,同时还有许多留学德、法各国的工程师、化学师。共产党不但没有排挤这些人材,相反的,特别优待他们”,并反问,“若果共产党是靠欺骗的话,怎样能使这些有才有智四海闻名的文学家,随着红军过这样奔波劳碌、艰难困苦的生活?”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为了扩大国际宣传,向世界呈现我们党和红军的真实形象,党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1936年8月,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红军将士的创作积极性非常高,仅2个多月时间就投稿200多篇,共50多万字。这部长征亲历者的原始记录,以最质朴的文笔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编辑工作的丁玲阅读这些稿件后,动情地说:红军如“铁的洪流”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同无法克服的残酷的自然做了斗争,而且在不断地转战中还要同自己内部分歧的错误的意见做斗争,一段一段的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其中还附有《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等,详细记载了红军行军的路线和里程,为“万里长征”作了不容置疑的强有力的注脚。1942年,这部由亲历者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在延安出版,定名《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是系统记录长征历史的最基础的一个亲历者回忆资料文本,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后来出版的反映长征的著作,很多都参考了这本书中的材料,或者以这本书为范本。

  新中国成立后,受冷战思维等因素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污蔑红军长征事迹是为了政治宣传而“编造的谎言”。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们党在更大范围内征集长征口述史料。例如,在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中,就收录了大量回忆长征的文章。改革开放后,萧锋、陈伯钧、童小鹏、伍云甫、张子意等红军老战士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日记,陆续出版发行。这些战地日记,完全是历史现场的真实记录,成为还原长征历史的可靠文本。与此同时,有关部门系统整理了长征期间党和红军的电报、命令、会议记录等原始档案,以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陆续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等多种史料集,用大量真实档案捍卫了历史真相,为打破西方偏见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讲述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过程中,我们党通过讲事实,用权威的史料、客观的叙事、清晰的史实,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污蔑和西方国家的偏见,以铁的历史事实筑牢长征故事的根基,从根本上保障了长征故事的真实性和说服力。

  讲形象:塑造党和红军的鲜活立体形象,使长征故事中蕴含的伟大长征精神具象化

  讲故事就是讲形象,只有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好长征故事,必须讲好“人”的故事,塑造党和红军的鲜活立体形象,使抽象的精神品质变得具象可触。我们党着力讲述领袖风采和将士群像,构建了恢弘壮阔的英雄谱系,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学习、可效仿的人格力量。

  我们党在长征故事中客观立体地呈现了党和红军领导人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领袖风范,同时也刻画出他们亲民爱民、以身作则的政治本色。《随军西行见闻录》盛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指出红军的机动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文中还用大量细节揭示红军将领与国民党将领的本质区别:“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在《星火燎原》丛书中,红军战士魏国禄、郭应春的文章《周副主席在长征中的生活片断》《周副主席的担架》不约而同地回忆了周恩来将自己的担架让给受伤战士使用的动人情节,让读者一下子就直观感受到党和红军领导人“对于一个普通士兵,也爱得这样深沉”。许长庚在《毛主席送朱总司令上火线》一文中,再现了土城战斗时朱德决心亲临最前线指挥的感人画面:“毛泽东同志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点头。朱老总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这一个个生动的细节,打破了外界对红军领袖的古板印象,塑造出有智慧、有温度、有担当的领袖形象。

  我们党讲述的长征故事,除了塑造领袖形象,更多的则是反映广大红军将士的英雄形象和精神气质,描绘出意志顽强、勇于牺牲的英雄群像。在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不幸被俘,他撕开腹部伤口,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陈树湘牺牲的经过,最初只在当地群众中口耳相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红三十四师幸存将士的回忆和地方党史资料的搜集,陈树湘的故事广泛传播,成为一个红色经典。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在陈树湘身上,“对党忠诚”“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不再是抽象的誓言和口号,而是变得具体鲜活、真实可感。1935年5月,红军夺取泸定桥,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彭加伦以一篇《飞夺泸定桥》的短文生动再现了这场战事,刻画出红军战士“事到万难须放胆”、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钢铁意志。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到许多长征故事,其中就包括“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英雄”事迹。斯诺把这个故事写入《红星照耀中国》,将红军战士英勇不屈的光辉形象传播到全世界。1981年,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走访泸定桥等地后,感慨地说:“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意义巨大”,“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

  在展现长征精神时,我们党还将大量笔墨投向炊事员、卫生员、通讯员、女红军等许许多多的无名战士。红三军团某连司务长谢方祠曾深情讲述了《九个炊事员》的故事。该连共有9个炊事员,他们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背着沉重的锅具,每日早起生火、深夜收摊,哪怕体力透支,也想尽办法保证队伍有热水、有热食。到达陕北时,该连的战士除了战斗减员外,没有一人因饥饿而牺牲,然而,9个炊事员却相继倒在了路上。长征途中,运输员挑着扁担,肩负起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个流动的“扁担银行”,承载着中央苏区的家底。运输员们每人挑着六七十斤重的担子,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历尽艰辛到达陕北。9个炊事员和“扁担银行”的运输员,是长征途中最平凡的战士,是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缩影。他们没有勋章、不留姓名,但却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奉献和牺牲,党和人民永远记住了他们。

  在讲述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过程中,我们党通过讲形象,以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领袖风采和将士形象代替了脸谱化的空洞叙事,塑造了为理想献身、靠坚强意志战胜万难的英雄群像,并以之为载体,将抽象的精神品质进行具象化的表达,使事迹可感、精神可及,使长征故事更加鲜活动人。

  讲情感:挖掘长征故事中最能感染人的细节,以情感共鸣跨越时空、直击心灵

  讲故事就是讲情感,只有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好长征故事,必须用真挚的情感细节引起共鸣,让长征精神不断迸发出跨越时空、动人心弦的力量。我们党善于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挖掘小场景、小事件中细腻、温暖、悲壮、赤诚的情感细节,用真情实感打动受众,在情感共鸣中诠释初心使命、传递精神薪火。

  长征故事中承载着矢志不渝的信仰之情。红三十一军某班的7名战士过草地时,干粮吃完了,就靠挖野菜、吃草根、啃树皮充饥。后来,野菜也找不到了,只好解下自己的皮带煮着吃。凭着几条皮带,又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全班只剩下“红小鬼”周广才还有一条皮带。吃到半截时,周广才哭着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就快胜利会师了,把它留着做个纪念吧,我们带着它去见毛主席。于是,大家将吃剩的半截皮带保存在挎包里,没有人再打它的主意。然而,在行进途中,班里的6位战士相继牺牲,只有周广才一人到达陕北。为了缅怀牺牲的战友,铭记这段艰难岁月,周广才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烫了“长征记”3个字,并用红绸子把皮带包好,压在箱底。多年以后,周广才将这半截皮带捐给了博物馆,“半截皮带”的故事流传开来,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红军战士宁肯忍饥挨饿,也要将半截皮带留下来,带着它“去见毛主席”。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长征故事中蕴含着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1934年11月,长征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她留下了。1984年,这个尘封了半个世纪的故事被媒体首次发掘报道出来。徐解秀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红军过草地时,由于部队多、粮食少,每名战士只分了三四斤麦子。“大家都把它看成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走路带着它,睡觉枕着它,有人还在袋子上绣上了自己的名字。谁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三四斤麦子,而是自己的生命啊!”然而,当红军战士谢益先看到群众中有母子3人因断粮而忍饥挨饿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袋干粮送给了他们。此后,一到宿营地,谢益先就避开大家独自去找野菜吃,没有野菜的地方,就喝点凉水了事。终于有一天,谢益先因饥饿倒下,再也没有醒来。后来,这个故事以《一袋干粮》为题被选入《星火燎原》丛书,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半条被子”“一袋干粮”的故事之所以今天读来仍感人至深,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宏大革命叙事背后的细腻情感,生动诠释了红军战士在生与死的边缘仍然惦记着群众。这种鱼水深情引发的情感共鸣,不仅不会随着时间减弱,反而不断迸发出新的精神力量。

  长征故事中寄托着家国同心的骨肉之情。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马灯。它虽然锈迹斑斑,却承载着一位母亲等待8个参加长征的儿子归来的感人故事。1934年秋,长征出发前夕,千千万万的苏区青年踊跃参加红军,苏区处处上演着“妻送郎、母送子”的动人场景。钟招子的8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临行前,她嘱咐儿子们一定要奋勇杀敌,得胜归来。从此,每当夜幕降临,她就在老屋门前点亮一盏马灯,照亮儿子们回家的路。但是,这盏马灯照亮了9000多个夜晚,最终也没有等来一个儿子。在等待26年之后,钟招子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去世前,她留下一句话:“把我埋在儿子们身边。”钟招子和儿子们的故事,交织着家国情、母子情、骨肉情。一盏看似普通的马灯,却见证了广大无名烈士和他们的家属为革命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奉献。钟招子的马灯没有照回儿子,却照亮了更多人前行的路。

  长征故事中凝结着生死相依的战友之情。1959年,《星火燎原》第3卷刊载了《生命》一文。作者邓仕俊回忆,长征途中自己受伤生病,师长派了4个担架员抬着他。当3个担架员因饥饿牺牲后,剩下一个担架员仍然坚持背着他前行。邓仕俊劝那个担架员丢开他先走,说:“这样磨蹭下去,咱俩谁也出不了草地。”担架员却说:“我们都是阶级弟兄,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堆,我怎能把你丢下呢?”为救一个普通伤员,3名担架员献出了生命,支撑他们的,是战友之间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2006年,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生命》的故事被绘制成连环画《担架队员》展出,一位观众评价说:“印象中的长征,宏观而概括。然而,这幅画却如此生动而精确地展示了个体细节,这个细节刻人心骨、触动灵魂。”

  在讲述长征故事过程中,我们党通过讲情感,挖掘宏大叙事背后的生动细节和严肃史实背后的滚烫情感,引发读者对忠诚、奉献、牺牲、无私等美好价值的共鸣,搭建起沟通古今中外的情感之桥,使真挚的情感跨越90余载岁月,依然能够直击当代人的心灵。

  讲道理: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揭示长征故事、长征精神蕴含的制胜密码和深刻哲理

  讲故事就是讲道理,只有讲道理才能影响人。讲好长征故事,必须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讲清楚长征何以胜利、长征精神何以不朽的制胜密码和深刻道理。我们党坚持寓理于事、以事载“道”,从长征的历史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智慧,解读长征胜利的内在逻辑,展现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长征为什么能够取得震惊世界的胜利?长征精神为什么能够历久弥新?老一辈革命家从不同侧面作出过不同的回答。毛泽东指出关键在党的领导。他说:“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朱德强调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重要性。他说,由于遵义会议实现了历史转折,“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张闻天强调为理想而奋斗的牺牲精神。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答案远不止这些。1935年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翌年春,这份报告经整理后,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刊发在《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文章揭示了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到处都得到群众底拥护”。文章指出:“每逢占领新的区域,我们就动员群众去没收地方军阀和地主豪绅底财产与粮食,分给地方贫民享用”,“正因为我们和民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拥护,而容易招收义勇队加入红军。到处都有工人来帮我们搬运行装。我们到处都有可能把红军安插在民家”。《红军长征记》中许多红军战士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李月波撰写的《我失联络》一文谈到,自己与队伍失去联络后,遇到一位老婆婆。老婆婆问他:“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呀?”他回答:“不是。”老婆婆说:“你对我说实话,我也宽宽心,我家忠良世代,并不妨碍你。我今年八十一岁了。如若你是共产党我设法救你,日后你们得到天下时,与我后代分些田地就是。我们这里的百姓都愿共党来。”于是李月波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知了老人,并在其家人的护送下,脱离了险境。这一段简单朴素的对话,揭示了民心向背决定事业兴衰成败的深刻道理。

  党的坚强领导、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为理想而奋斗牺牲、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些都是长征胜利和长征精神不朽之“道”,也正是我们党讲好长征故事重在揭示的道理。

  长征故事中蕴含的伟大精神,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长征路上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1961年,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人民日报》刊发《一杯青稞麦过草地》一文,通过讲述长征中6位红军侦察员凭借一杯青稞麦,团结互助穿越草地的真实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杯青稞麦都能够使我们渡过茫茫的草地,征服了想像不到的困难。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前进呢!”长征故事中蕴含的真理力量,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从长征故事中,以色列退役军官武大卫看到了“纪律和组织”的力量。他说,“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组织,红军是不可能从敌人的围剿中完成大规模战略转移的”,“我从长征故事中学会了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如何坚决服从命令”。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则看到了“精神变物质”的力量。他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在讲述长征故事过程中,我们党通过讲道理,将长征的胜利根源、历史规律和经验智慧娓娓道来,揭示出长征故事中蕴含的普遍真理和现实启示,赋予长征精神永恒的时代价值,让听众在聆听故事的过程中,领悟道理、汲取智慧、凝聚力量。

  我们党在讲述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时,注重以事实说服人,以形象打动人,以情感感染人,以道理影响人,使长征故事成为叙述历史、展现形象、传递情感、诠释真理的生动教材和重要载体。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四个维度层层递进、有机统一,构成了我们党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的完整逻辑体系。讲事实是根基,让故事拥有历史底气;讲形象是载体,让精神变得可感可触;讲情感是纽带,让情感实现跨时空共鸣;讲道理是归宿,让历史能够资政育人。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总结和认真借鉴90年来我们党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的有效做法和历史经验,立足新时代的伟大实践,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揭示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起更加磅礴的力量。(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执笔:李颖 高长武 刘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