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服从”到“四个服从”的纪律探索
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陕西延安召开。图为六届六中全会纪念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喻大伟报道《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现行党章第十条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一规定被简称为“四个服从”。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内纪律建设，而党内纪律最根本的是政治纪律。“四个服从”是党的政治纪律的核心内容，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环节。从首部党章“两个服从”的初步探索，到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四个服从”的完整提出，我们党对纪律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深刻揭示出百年大党如何通过严明纪律将全党同志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立原则
“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
1922年7月，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12名中共二大代表围坐一堂，审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党章。这个成立仅一年的政党，正在为自己的组织肌体锻造最初的骨架。
翻开这部共六章二十九条的党章，第四章“纪律”提出了九条纪律要求，占近三分之一篇幅，特别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其中提出了“两个服从”的原则：“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即全党服从中央；“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即少数服从多数。
在建党之初，为何如此郑重地将纪律写入党章？
“这既由党的性质所决定，也是党的队伍发展壮大的需要。”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研究部（党章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倪娜说，当时党员主要分为以建党干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党员和以工运干部为代表的实际斗争党员两部分，党内纪律状况和列宁所要求“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存在差距，严密组织、严明纪律成为当务之急。
列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一个支部，完全承认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加入条件，并首次确认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
“少数服从多数，体现了民主原则；全党服从中央，体现了集中原则。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党的组织纪律的最初基石，使党的组织体系上下贯通、运行畅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陈坚说。除明确提出“两个服从”外，“纪律”一章事实上已经体现“四个服从”的基本要求。比如，“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则体现了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等等。
“这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自上而下、高效顺畅的组织体系，为党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奠定了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以严格纪律纯洁了党的队伍，保持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为党在复杂严峻的革命环境中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障。”倪娜说。
此后至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两个服从”的要求虽在表述上有所调整，但都强调要执行中央决议，基本延续了首部党章的有关规定。
全面抗战爆发后，基于党组织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党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加强纪律建设。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陕西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以下称《论新阶段》），其中提出“四个服从”：
“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强调，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
树规矩
“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
此时提出“四个服从”并非偶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王明的右倾错误——两起事件暴露出党内宗派主义行为、自由分散主义倾向的严重危害，也深刻警示全党：必须以更加严明的纪律来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1935年6月，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这本应是革命力量的汇合，却成了一场纪律危机的起点。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1938年4月，张国焘拒不听从中央劝导，脱离革命队伍。毛泽东后来指出，张国焘“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右倾的错误观点和主张。在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不重视党中央的决定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部署。
进行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需全党高度集中统一、步调一致。为迅速扩大党的队伍、领导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大规模发展进步分子入党，党员人数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4万多人发展到1938年底的50多万人。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良分子趁机混入党的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警觉。以严格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通过党内法规来建立健全党内关系，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来强调党的纪律建设的问题。他指出：“在过去，由于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后，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及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一系列党纪法规，彰显了用制度强化纪律建设的鲜明特征。其中，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以党内规范性文件首次完整提出“四个服从”。《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
“‘四个服从’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清晰界定了党员与组织、少数与多数、下级与上级、全党与中央这四大关系，对有序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和促进党的团结统一，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陈坚说。
1945年，党的七大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写入党章，并在此后历次党章修改中得到坚持和完善，成为党的一项根本政治纪律。
聚力量
“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
坚持“四个服从”，是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凝结着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它不是束之高阁的抽象教条，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融入血脉的政治自觉、践于行动的赤诚誓言。
个人服从组织，视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
抗战时期，部队缩编，组织上决定把李先念从军级降为营级，调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同志找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毫不犹豫地说：“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少数服从多数，党的命运迎来伟大转折——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召开。会议坚持民主讨论、集体决策，多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最终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下级服从上级，七天七夜坚守阵地——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敌。原令坚守三天三夜，后因渡江时间延长，军委再令继续坚守。军团长董振堂坚决表态：“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七天七夜，将士们牢牢钉在阵地上，直至红军主力全部渡江。
全党服从中央，危急时刻愈显忠诚底色——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朱德以“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的铮铮誓言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在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以“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为责，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言论，为促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作出重要贡献。
……
“四个服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
百余年征程深刻昭示：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烽火岁月里，党中央和毛主席通过电台指挥千军万马，“嘀嗒、嘀嗒”的发报声就是党中央的号令，全党全军无条件执行。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入新时代，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一系列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充满风险挑战，就越是要加强纪律建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实践证明，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一切艰难险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四个服从”的严明纪律把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我们党一定能团结带领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学史明纪丨“讲服从”是党员的基本素养
1939年5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与学习。
刘力功是一名在抗战时期由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党的训练班。在学习过程中，党组织发现他非常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同时考虑到他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党员，因此毕业时安排他到基层锻炼。但刘力功却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为教育这名新党员，党组织曾经与他谈过七次话，可他依然拒绝执行党组织的决定。
刘力功上过党的建设的课程，曾经举手“拥护”党的纪律，行动上却背道而驰。中央党务委员会认为，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刘力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为让广大党员深入了解这一事件、严肃党的纪律，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大讨论。大家纷纷对照检查自己是否真正遵守“四个服从”，并迅速整改。延安一时出现了“三多三少”现象，即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讲个人要求的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
个人服从组织，是“四个服从”的第一条。回顾党的历史，个人服从组织是共产党人代代传承的优良传统。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周子昆在中央苏区期间，工作频繁变动，几上几下，但他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揆诸当下，服从组织安排依然熠熠生辉。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王於昌从部队转业回到安徽萧县，成为一名百货公司售货员。他说：“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积极服从组织的需要和安排，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把工作做好。”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忠诚于党、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党才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无穷的战斗力。
“讲服从”是党员的基本素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拒不执行党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明确定性为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规定应当根据情节轻重追究纪律责任。广大党员应时刻牢记党员身份，自觉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先，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以忠诚担当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重回历史现场丨“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
福建龙岩上杭县，古田镇社下山前。廖氏宗祠庄重古朴，“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朱红大字格外醒目。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领导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彼时，红四军转战赣南、挺进闽西，队伍规模由3000多人发展至7000多人。队伍成分以农民、旧军队为主，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也随之渗入党内军内，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军心、影响了士气。
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总结了建军以来的经验，并指出解决争论问题的正确主张。由于党内军内认识上的分歧，毛泽东的主张没能得到采纳，他的前委书记职务也落选了，只当选为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9月，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因毛泽东未参会、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由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大会。由于分歧太大，代表们仍未达成共识。
意见纷纭之时，中央一锤定音。此时，陈毅从上海带回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封信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总结了红四军及地方红军的斗争经验，指明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大原则。
古田会议胜利召开，是“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直接体现。红四军在“由谁领导、听谁指挥”问题上一度争论不休，中央“九月来信”有了明确意见后，红四军各级党组织自觉服从和拥护中央指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在关键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展现了坚强党性和铁的纪律的强大力量，这也使得这支队伍真正凝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