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

当前，人工智能（AI）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创新已成为事关国家竞争力和人类文明走向的重大时代命题。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2026年7月24日，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助力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是上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制度成果。上海如何在国家战略布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走在前列，如何将比较优势真正转化为创新实效，是亟须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为何同时强调发展和治理创新？

《意见》同时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可能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人工智能发展是人工智能治理的前提。没有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谈其治理，这种治理是虚弱的。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工智能治理更多涉及生产关系。如果没有相应的生产力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到治理当中。这也是我们极为强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很强的先发优势。同时，其一些前沿的人工智能机构，如Anthropic、OpenAI和谷歌等，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有长期且重要的探索。我们要与其展开更加有效的治理合作，首先需要在能力（特别是在前沿模型的发展）上奠定基础。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开源模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的智谱、月之暗面、DeepSeek、MiniMax等开源模型有了重大突破之后，中国更加有效地参与到人工智能治理之中。中国开源模型在前沿模型能力上的追赶，给了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的底气。

第二，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使得治理目前已经到了紧要时刻。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于通用人工智能还未形成一个更加有共识性的定义，但是，目前的几类观点都清晰地表明，通用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到来。最为激进的观点认为，通用人工智能很可能会在2026年到2027年这样的时间点到来。即便一些相对保守的预测，也认为通用人工智能在5年内会加速到来。通用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其会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这些风险的出现意味着，需要把人工智能治理提上非常重要的议程。此外，做好与治理相关的工作，也是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第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创新相互促进。可以援引Anthropic的案例作为佐证。Anthropic团队是从OpenAI出走的。在ChatGPT于2022年11月发布之初，OpenAI是整个行业最为领先的研究机构，但时隔3年之后，Anthropic后来居上。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Anthropic为何可以后来居上？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Anthropic一直都非常重视与治理相关的内容。其核心团队从OpenAI出走，也是源于团队成员与OpenAI创始人山姆·奥特曼在治理观念上的不一致。Anthropic最早提出的“宪法AI”（Constitutional AI）以及3H原则（Helpful、Honest、Harmless），以及之后在模型可解释性以及人工智能可能产生意识等问题上的前沿讨论，使其一直处于人工智能治理的领先状态。同时，其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特别是可解释性等方面）的探索，也为其模型更加具有“人味”提供了重要支撑。换言之，Anthropic的案例可以部分证明，对治理的话语权建设以及研究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基础模型的进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随着基础模型能力的不断增强，对模型的驾驭（也就是近期最为流行的驾驭工程）变得更为重要，而对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对模型驾驭工程的建设。

上海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领域，上海具备如下比较优势：

第一，国际化优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水平稳步提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重大国际展会常年在上海举办，成为展示中国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窗口。2026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总部设于上海。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亦落户上海。从国际展会平台到国际常设机构，上海的国际化能级正在实现结构性跃升。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深度协作，上海以其独特的国际化优势，能够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

第二，规则优势。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规则探索方面已开展较长时间。例如，2022年出台的《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是中国首部省级人工智能地方性法规，为人工智能新业态的探索提供了试错空间与制度保障。2026年7月，上海还发布了《上海市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2028年）》，致力于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统一的技术标准。

第三，产业优势。上海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拥有深厚的积累。例如，上海已形成以壁仞、沐曦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头部企业矩阵，涌现出MiniMax、阶跃星辰等一批基础大模型企业，并建成了全国首个语料运营平台。在具身智能和自动驾驶等领域，上海的产业同样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此外，上海还建立了独特的产业创新生态，如徐汇的“模速空间”和浦东的“模力社区”等，实现了人工智能产业在物理空间上的有效集聚。

第四，人才优势。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形成立体化人才培养与引进体系，构建起以高水平大学为核心，多所高校、研究院所、新型培养机构错位发展的AI人才培养矩阵。其中，由上海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共同建设的上海科技大学，是科教融合的典型代表；上海创智学院探索了鼓励学生“在研究、创新、创业中学习”的模式，引导学生共同在真实项目中攻克难题，并从研究影响力、开发影响力、产业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四个维度评价人才，鼓励创业与产出实际价值；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也在探索通过“小同行评估”方式，长周期稳定支持青年学者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为AI底层创新储备人才。

未来如何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实效？

要进一步把上海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真正的创新实效，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地为契机，进一步做好配套与完善工作。上海可以充分运用国际化平台和自贸区制度优势，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例如，可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协作专班，重点围绕治理能力建设培训、数据跨境流动、算法备案互认等关键问题，率先形成一些与高标准国际规则对接的实操方案。同时，可结合上海在人工智能伦理、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的本土经验，将培训课程从单纯的技术研发延伸至全球治理规则、安全合规与产业培育，助力发展中国家培育本土化技术骨干与治理人才。此外，在面向一些国家建设的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的进程中，上海可作为核心承载区或重要协作节点，依托上海的AI产业及丰富的超大城市应用场景，为各区域中心提供技术对接、场景验证与产业孵化支持。

第二，进一步开展规则领域的制度创新。上海可探索试验区机制的进一步深化和制度突破。例如，可以尝试在某些区域设立人工智能创新沙盒，让创新在合规框架内快速试错。同时，可以建立上海在相关指数和评价上的优势地位和话语权，发布人工智能治理相关指数，并依托上海的金融与数据市场优势，使相关指数成为企业投融资和政府采购的重要参考指标。

第三，进一步集聚和发展优势产业。采取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方式，将产业集聚转化为发展实效。围绕下一阶段可能突破的关键产业点，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整体突破，如建设超大规模的世界模型仿真训练场，为具身智能等提供低成本合成数据和高保真测试环境。

第四，进一步探索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在现有人才培养体系之外，重点探索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新型人才培育路径。此外，还需推进人才转型的保障工作。例如，针对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程序员面临的就业压力，引导其向新型“前沿部署工程师”（FDE）转型，并为此类新岗位的探索确立相应评价标准和规模化培养路径。

第五，探索新型组织形态。人工智能是一场全新的生产力革命，必须有新型的生产关系与之匹配，这就需要推动一整套全新的组织形态变革。目前，各地实践中已出现了对一人公司（OPC）等的创新探索。这些探索极大地激发了参与者的热情，但是这种探索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如何将这些有活力的个体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为其配套物理场地、资金和技术支撑，将成为下一步探索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