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军

近期，标识性概念和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热议的议题。一个有生命力的标识性概念是如何生成的，它与自主知识体系是怎样的关系等相关问题，无疑值得探讨。

文艺学研究不同于依靠情感和想象的文学创作，也不同于更依靠史料考证的文学史研究，它的基本方式就是用概念进行思考。所以，概念成了文艺学研究使用的基本工具。是否善于使用概念、分析概念，是否善于对概念自身所包含的问题进行反思，直接决定了文艺学学者的基本素质。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艺学界一直都在持续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独创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创新性方法，等等。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因为一旦拥有了自主的知识体系，它将决定能够发现什么问题、从哪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等。所以，反思概念、从概念着手，既是从事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展开对文学研究问题进行反思、建构中国自主的文学知识体系的一个入口。

何为概念、

何为学术话语的概念

概念的形式载体通常是一个词或词组，但概念不等于词语本身。任何一个词或词组，从字面意义上与从词典意义上都有它的本义，也有它的比喻意义、引申意义等。一个普通的词或词组如果要升格为学术研究概念，必须经历一次抽象化过程。这种抽象意味着：第一，它必须有明确的内涵，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它必须有非常清晰的外延，即它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边界一定要非常清楚；第三，它必须有相对稳定的用法。同行看到这个词或词组的时候，能够立刻产生共识，知道你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个概念之所以成为概念，是因为我们的同行之间能够进行一种交流。当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个词或词组有着与其日常含义不太一样或者说更丰富的内涵时，也就开启了理论工作的第一步。

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个概念都对应着特定的问题域。比如，当我们讨论“悲剧”这一概念时，会发现它包含着关于命运、性格、历史必然性等丰富的内涵。同样，讨论“真实”这个概念时，它所碰到的问题同样也很复杂：在现实主义的文论体系中，真实性具有核心位置。我们要区分所谓的艺术真实、历史真实、生活真实、局部真实、整体真实、真与真实等，还有真与善、真与美之间的关系。当这么多问题纠合在一起，概念的内涵，它的内部差异，那些细微和显著的区别就会通过概念的辨析凸显出来。

何为标识性概念

在明确了何为概念、何为学术话语的概念之后，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何为“标识性概念”的问题了。其一，标识性概念一定是在一个完整的、由一系列不同层级概念体系构成的理论中，居于中心性、主导性，甚至具有理论命名性的概念。人们一看到这个概念，就能立刻联想到对应理论的核心概念。所以，只有那些最具辨识度最能集中体现某种理论立场、方法与观念的概念，才有可能被称为标识性概念。其二，标识性概念还是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即“人无我有”的概念。其三，标识性概念还具备鲜明的生产性，能够激发丰富的理论想象力，甚至能够引发广泛的学术探讨与争议。当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时，能让人产生全新的理论思考。

如果讨论中国古代美学和古代文论有什么标识性概念的话，除了“精”“气”“神”“风骨”这些概念之外，可能谈论最多的应该是“意境”。在一般人眼里，“意境”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美学最有标识性的一个概念。不过，“意境”这个词产生得很晚，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且与西方的意象理论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大家去看《人间词话》，一定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人间词话》的正文没有使用“意境”这个概念。王国维用得更多，或者说百分之百使用的是“境界”，即“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那么，“意境”在哪里？它只是在《人间词话》一稿的序里出现了。这里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意境”是王国维的独创？所以关于意境说的讨论，应该还不至于很快终结。这一案例也揭示出，标识性概念的人为建构性。很多被视为“从来如此”的标识性概念，实则是在古今中西的学术对话中被逐步形成、追认甚至重构的。因此，“标识性概念”本身就是特定学术史语境的产物。

如果“概念”想要发挥作用，一定是让“概念”连成“命题”。命题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判定，是理论论证的基本单元。因此，孤立的概念无法完成理论阐释，只有通过判断组合为命题，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论陈述。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的“理论”，其实就是基于相关概念所组成的一个个命题进行的讨论。

当我们有了一组概念或概念群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理论——若干个支撑理论，然后就构成“理论体系”。对一般的学者来讲，能够创造一个概念，创造一个别人从来没有用过的概念，或者创造一个新词，或者说创造一个虽然是旧的概念，但是有新用法的概念，赋予旧概念新的用法，已十分不易。如果能够创造出“概念组”“理论体系”，那就更厉害了。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为真正的理论家，其目标就是创造出“新概念”“概念组”，并能够最终形成“理论体系”。

理论工作中

最富有创造性的时刻

有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怎么样对这些概念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呢？在我看来，有如下几种思路：

其一是概念史研究。其实概念史就是问题史。对概念的历史研究涉及词源考证、语义学辨析、跨语种转义、创造性误读、旧词新用等多种方式，也即所谓“新瓶旧酒”“旧酒新瓶”“新瓶新酒”“旧瓶旧酒”等问题。它们是概念的不同呈现形式。有了这个判断标准之后，再去讨论概念在不同学者那里是怎么用的，在不同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可以梳理出一段时间的问题史。

其二是比较的方法。以比较的方法开展诗学研究，涉及了古今中外的四个维度。比如，现代汉语学术传统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古词今用，另一方面也受到外词中译的影响。字与字的组合并非单个字意义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相同、相似、互训、验证等方式，实现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规约，进而更准确地表达含义。因此，现代汉语以词为单位，是在汉语欧化过程中，为追求语词达意的准确性而形成的，当然，这种对精确化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丰富性，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其三是创造新概念。关于学术化的研究方式还有如何创造新概念。许多文学艺术家终其一生想要探索一种全新的、前人从未使用过的技法。对于理论家而言，他最大的野心可能就是创造一个新概念。伽达默尔的《作为哲学的概念史》道出了我们在进行概念思考时最痛苦，但同时也是最有学术快乐的那种状态。如果说问题的意义是在问题的提法和使这种提问成为可能的概念性中形成的，“那么概念与语言的关系就不仅仅是语言批判的关系，而且还是一个语言发明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哲学最极度惊险的戏剧，即哲学就是不断地努力寻找语言。说得更感人一点，哲学就是不断地感到有语言困境”。所以，什么时候是理论思考最有意义的时刻？其实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当你碰到了所谓的语言困境的时候，当你用现有的词、现有的理论、现有的句子已经无法来描述你所感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时候所感到的困难。因为如果你设法突破了这一表达的困难，就意味着你获得理论创造的可能了。所以，语言的困境正意味着理论创造性的开始。此外，如阿甘本所言，“术语乃思想之诗意的时刻”。术语是自己在思考的时候，突然焕发出的此前从来没有过的新的意识、新的观点时出来的东西。它揭示出来的其实就是理论工作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时刻。

文艺学研究要勇于“回到基本问题”。“回到基本问题”，其实就是从这些标识性概念出发，抓住最根本性问题，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样做，会让自己的理论更有冲击力，也更具挑战性。与此同时，自己的研究也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度，从而不至于很快就泯然众人、无人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在所有概念当中，要特别凸显所谓“标识性概念”的原因。

所谓做文论研究，其实就是做理论研究，而做理论研究，就是用概念进行思考。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工具，有了概念，我们才能进一步展开思考。当然，有了概念之后，我们还要有问题意识。因为理论思考的最终目的是要去解决问题。

（作者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