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选娟

日前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一个重要的学理性支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科技浪潮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中国金融实践深度变革的背景下，构建植根本土、面向世界的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支撑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命题。这一体系绝非封闭自洽的“学术盆景”，而是以破解中国问题为核心、以回应世界级难题为目标的知识创造工程。

理论根基——

一方面，从“抽象经济人”到“现实的具体人”。

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结合。其本质在于超越新古典范式的“抽象经济人”假设，构建以“现实的具体人”为本位的分析框架，确立“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定位，反对资本至上的逻辑，反对脱离实体经济的资本自我增值游戏，拒绝通过信用泡沫维持表面繁荣，拒绝爆发周期性危机。

价值论层面，坚守“金融为民”的核心理念，强调金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践行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这既吸收中国古代货币名目论、“子母相权”等思想精髓，又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利率市场化、数字金融等实践创新，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学理范式。

方法论层面，运用辩证思维整合风险防控与创新驱动，形成“监管沙盒”与“创新容错”的动态平衡机制，并创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它构建严格遵循“两个结合”原则：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基，结合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际，又汲取中华传统的“民本”“义利”等思想精华，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方法论指导。

另一方面，银行与证券理论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解货币金融问题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即坚持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揭示金融活动依附并服务于价值生产的本质，强调金融资本的扩张性及其内在矛盾。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中国金融实践的创新性探索，如旨在全面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以及统筹币值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有效突破了西方货币数量论等传统理论的局限性，为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银行体系的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其理论渊源始自晚清对西方银行制度的引进与实践，催生了早期现代银行。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搭建起功能齐全、分工协作的多元化现代银行体系。以本国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包括关于转型金融、普惠金融及宏观审慎管理的探索实践，为现代银行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证券领域的发展体现出从思想借鉴到制度创新的完整脉络。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深化常态化退市机制；发挥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作用，强化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功能，对构建与之相应的本土化知识体系提出了一系列课题。

发展亮点——

一方面，金融新范式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创新逐步构建起“目标—体制—政策”三位一体新范式。

目标上，锚定服务实体经济，科技金融以多元手段赋能创新，绿色信贷助力低碳转型，体现了金融功能观的价值跃迁。

体制上，从“大一统”向多元化、多层次体系转型，契合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适配性的要求。

政策上，创新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构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不断丰富宏观金融调控理论。

另一方面，金融方案的全球化实践。

中国在普惠、绿色及数字金融领域的解决方案，彰显出鲜明的系统化创新与深度实践特质。

普惠金融领域，政策协同与工具创新深度融合，通过构建多层次政策体系与创新金融产品，为金融资源精准流向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可操作的实践路径，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绿色金融领域，绿色债券规模持续领跑全球、碳市场机制不断健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进一步拓展气候金融理论的边界。同时，凭借网上转账、移动支付和数字资产，开创数字普惠金融新范式，推动金融服务在场景创新、用户体验和风险管控等方面实现升级。

前沿研究——

先看金融科技的范式重构。

在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金融科技的范式重构可以提供关键突破口。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金融领域，不仅重塑金融服务逻辑，还催生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实践模式。比如，移动支付的全球领先、数字信贷的广泛覆盖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丰富了全球金融科技理论宝库。

再看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框架可归纳为五大关键要素：标准体系，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创新，国际合作。其中，商业银行通过制定绿色信贷标准、开发光伏贷与碳金融衍生品等前沿工具，有力丰富了绿色产品供给；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指标深度纳入风险评估与信贷审批流程，推动环境风险内部化。

此外，绿色债券市场持续扩容，碳中和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创新品种涌现，彰显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领域的实践深度与引领作用。这一蓬勃发展态势不仅体现了政策与市场的协同驱动，也反映了金融部门对“双碳”目标的战略性响应，有力推动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绿色金融板块的构建与发展。

接着看新质生产力与场景革命。

数智技术催生的产业、消费、治理三大新场景，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多元的研究视角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验证场景，助力构建兼具科学性与实用性的中国金融学知识架构。

产业端，工业互联网金融平台以海量数据为支撑，精准对接制造业企业融资需求，并降低融资成本；消费端，移动支付与数字人民币的普及，重构支付生态，推动消费金融模式变革；治理端，金融监管平台整合数据实现风险早识别预警，进一步丰富金融风险管理理论。

这些场景实践彰显中国金融学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自主探索与创新，为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内生动力与思想活力，推动中国金融学在全球学术竞争中占据独特地位。

总之，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路径彰显了从问题导向的本土化创新到全球性金融谜题破解的双向突破，形成了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价值锚点、以系统辩证思维为方法论特征的理论框架。未来，可进一步深化数字金融、绿色金融、金融场景与金融治理的理论融合，从体系构建走向范式创新。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