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洲阳 陈挥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不仅是一次伟大的军事壮举，其精神内核的传播弘扬，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自觉进行革命话语建设的重要内容。从1935年作为长征亲历者的陈云秘密抵沪，到1941年上海“孤岛”沦陷，这6年时间里，上海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深厚的出版根基及隐蔽战线的斗争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传播长征精神、构建革命叙事的枢纽。上海革命出版网络更是通过扮演文献保存者、叙事重塑者与精神转化者三重角色，在极端环境中构建了长征精神的核心话语，对这一伟大精神在民族救亡中的广泛动员起到了作用。

中国共产党有组织传播长征精神的早期枢纽

在长征叙事的整理与对外传播、及时向外界系统宣介长征壮举及其彰显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一过程中，上海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成熟的革命出版网络，成为党有组织传播长征精神不可替代的早期枢纽。这一枢纽作用的发挥，始于长征亲历者与核心史料向上海的汇集，并依托于上海业已形成的强大出版与传播能力。

陈云1935年的上海之行与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标志着长征精神有组织、系统性传播的开端，而上海则是这一重要历史叙事生成与向外辐射的第一个节点。

继陈云之后，更多核心的长征原始记录被有计划地输送至上海。1937年春，《二万五千里》稿本准备在上海出版。这一举动本身极具象征意义。它表明，在延安之外，上海被党中央视为保存核心革命记忆并向国内外进行出版宣传的首选前沿阵地。陈云的报告与《二万五千里》稿本的汇集，使上海的党组织很早就掌握了权威、丰富的一手叙事资源，为其发挥传播枢纽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上海之所以可以承担此枢纽功能，从根本上得益于其自建党初期以来积累的、相对成熟的革命出版机构和网络。上海是党的出版事业的发源地与中心。20世纪20至30年代，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华兴书局等党的早期出版机构相继在此诞生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出版、发行经验和广泛的进步文化界人脉。这种深厚的出版传统与组织基础，在长征精神传播中得到延续与创造性发挥。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该书出版后轰动海内外，第一版即迅速售罄，后又多次重印，成为无数国人和海外华侨了解红军与长征的重要读物。这一出版奇迹，正是上海革命出版网络高效运作与强大影响力的集中体现。

由此可见，在1935年至1941年这一关键时期，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有组织传播长征精神的早期枢纽，有效连接了对外宣传的舆论空间，完成了长征叙事从内部总结到对外宣介的关键转变，为长征精神的早期广泛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虽然1941年底上海“孤岛”完全沦陷，使其作为有形枢纽的功能被迫中断，但此前6年间奠定的传播基础、形成的叙事范式与积累的精神火种，已通过出版物的广泛传播和进步人士的持续转移，产生了超越时空的深远影响，持续辐射至全国乃至更广阔的区域。

上海革命出版网络在长征叙事生成中的三重角色

上海革命出版网络在长征精神的早期传播中，其作用的意义远超简单的信息传递。它通过一套高度自觉且富有创造性的文化生产机制，深度参与了长征叙事从隐秘史实到公共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

第一，作为权威叙事文本的生成中枢。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开创性地采用“他者”视角对长征历程进行文学化转译，不仅保存了史实，更在叙事策略上为面向国统区及海外的宣传确立了统战基调与可信范式。随后，上海革命出版网络对《二万五千里》珍贵稿本的秘密接收与守护，则标志着其承担了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文本资料库”职能。通过完成这些核心文本的汇集与初步定型，上海革命出版网络为长征叙事的后续演绎，奠定了无可置疑的权威史料基础与初始政治编码。

第二，作为大众叙事的转化传播中心。上海革命出版网络能够将权威的原始文本，高效转化为能激发大众共鸣、引领舆论风向的文化产品。这依赖于其独特的组织与创新能力。一是高度灵活且高效的生产模式，以“复社”翻译出版《西行漫记》为代表，实现了从募资、翻译到印制发行的快速一体化运作，创造了战时出版奇迹，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动员能力。二是对多媒介叙事形式的自觉开拓，同步推出《西行漫画》等视觉作品，构建了图文互济的叙事矩阵，极大增强了长征故事的感染力，拓展了传播维度。三是完成从长征史实到长征精神的意义升华。通过翻译、出版和推广《西行漫记》及其衍生作品，革命出版网络充分展现出长征是一曲理想信念的史诗，红军领袖是魅力型英雄，从而完成了长征叙事关键的“经典化”过程，使其从具体史实跃升为鼓舞全国人民的长征精神。

第三，作为战时动员的话语转换枢纽。在上海特定的抗日救亡语境下，革命出版网络的核心使命是将长征精神精准转化为即时可用的动员能量。首先，它实现了长征精神与抗日救亡主题的策略性对接，把长征中的坚韧不拔，直接阐释为坚持抗战、争取民族解放所必需的精神品质，使历史记忆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其次，它绘制了通往革命圣地的“精神地图”。相关出版物在国统区读者心中，清晰地将“延安”标识为长征的终点与抗战的希望灯塔，从而助力引导了无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思想与行动潮流。

上海革命出版网络这三重角色的环环相扣，构建了一套史料接收、文化生产等的完整话语体系。它不仅传播了长征史实，更深度参与了长征精神的塑造、经典化与时代性激活，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下成功实践文化领导权的一个关键环节。

上海革命出版网络早期传播长征精神的实践深刻表明，党的领导是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内容质量是其生命线，创新融合是其发展动力，视野格局决定其影响范围。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守出版初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意义。

（作者分别为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