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欢政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进行专门部署，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形成绿色生产新方式和生活新风尚”。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中一个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概念。辨识度来自它对发展问题的重新设问，包括：经济活动依赖怎样的自然基础？财富增长能否以损耗未来生产能力为代价？技术进步应当把社会引向何种未来？工业文明曾以大规模的能源和物质转换，扩大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却忽视了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扩张性。绿色发展的标识性意义，正在于它把资源环境约束、产业升级、技术革命、生活方式和全球治理等要素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呈现出超越一般环境议题的理论容量。

改写衡量发展的

基本尺度

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记录了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产品和收入，但没有呈现创造这些收入所依赖的资产是否受到损害。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把生产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社会生产既要获得自然物质，也要维持物质变换的延续性。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善了既定规模下的资源配置，却并没有自动匹配经济规模相对于生态系统的适宜上限。具体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属于流量指标，森林、土壤、水体、矿产等属于存量指标。流量增长与存量折损同时发生，意味着短期繁荣可能伴随未来收入的减少。为了弥补仅仅以产出衡量进步这一指标的不足，世界银行的国民财富变化研究将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共同纳入财富核算。

绿色发展的核心就是把“当期产出多少”与“持续创造能力是否增强”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自然承载力写进发展尺度，把维护生态系统功能视为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使发展评价兼顾效率、规模、韧性和代际责任。基于价值角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出，生态资产所具备的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土壤保护、景观康养等特质本身就在持续创造价值。此外，在绿色发展理念中，生态价值的实现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给自然贴上价格标签，它应当明确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担责的关系，并使公共财政、市场交易和社区治理形成合力。

生态、低碳、循环：

绿色发展的三个维度

怎么理解绿色发展的丰富内涵呢？

总体而言，绿色发展涵盖生态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三个基础维度。生态发展统筹经济活动的空间和规模，要求开发强度与生态系统承载力相协调；低碳发展聚焦现代经济的能源代谢，关系到能源结构、产业技术路线和基础设施锁定；循环发展关注物质代谢，旨在延长产品、部件和材料的使用寿命，减少原生资源开采量和最终废弃量。这三者分别对应自然资本存量、能源转换方式和物质流动效率，缺少任何一项，绿色发展就容易退化为局部改良。

生态发展的要点是维护自然资本的数量、质量和恢复能力。生态系统具有阈值效应，局部损伤在接近临界点时可能引起不可逆变化。因此，生态治理不能仅仅依据边际成本和当期收益作决定，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生态保护红线、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补偿等管理方式，都在为经济活动划定可承受的边界。

低碳发展聚焦技术进步的方向。创新会受到既有市场规模、相对价格和政策激励的影响。也就是说，当高碳技术长期积累，并形成一定的成本、网络和基础设施优势，市场力量就可能继续把研发资源引至这些方向。依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5年全球能源投资约为3.3万亿美元，其中约2.2万亿美元投向清洁能源技术和基础设施。资本流向说明，低碳发展已经深入产业竞争、能源安全和技术主导权的核心地带。

循环发展的核心是“来自大地、回到大地；来自产品、回到产品”。工业生态学把经济系统视为物质和能量流动的网络，强调源头减量、耐久设计、维修、再使用、再制造和高值化再利用。循环发展的要义在于降低资源吞吐量，延长使用时间，减少降级循环和二次污染。未来，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升级将构建“鞋到鞋”“服装到服装”“汽车到汽车”“手机到手机”的循环体系。这种高值化的利用能最大化地保留材料的经济价值，真正实现资源循环的闭环构建。

绿色转型把价值目标

转化为经济运行机制

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是绿色转型，后者把内含于绿色发展的价值目标转化为经济运行机制。具体而言，绿色发展提出方向，绿色转型则将目标嵌入公共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

绿色转型涉及众多主体、跨期损害等问题，因果链复杂，需要通过组合型工具予以解决，包括碳市场、排放标准、绿色金融、环境信息披露、生产者责任延伸、政府绿色采购，等等。

技术创新构成绿色转型的能力基础，但技术进步本身并不预设或等同于绿色方向。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是企业愿意将研发、资本和人才投入节能降碳、清洁能源和资源循环领域，且能获得研发、融资和市场需求支持，并最终得到经济回报。例如：新能源、节能工艺、绿色材料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进步，可以在减少排放和资源消耗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缓解绿色要求与企业成本之间的矛盾。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有助于提高能源调度、材料使用和生产过程控制的精度，使资源管理由粗放投入转向全过程优化。企业通过持续的技术积累，以应对碳约束，并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商业模式创新为绿色技术进入市场、形成收益并实现规模化应用提供了重要条件。通过合同能源管理、产品服务化、租赁共享和按绩效付费等模式，企业收入与能源效率、设备性能和环境绩效挂钩，使绿色技术的节能减排效果能够转化为可持续的经营收益。维修、翻新、再制造和回收返还等模式，可以进一步延长产品与材料的价值链，带动企业在设计阶段提高产品耐用性、可维修性和可回收性，并拓展售后服务、再制造和二手流通等新的市场空间。数字化平台和碳数据管理，可以提高绿色绩效的可识别性，使资源节约和减排成果能够进入合同结算、融资评价和供应链管理。此外，商业模式创新还能够通过绿色采购、长期合作、技术支持和收益分享，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共同转型。

综上，经过绿色转型的“催化”，绿色发展从理念层面落地到经济运行体系中，逐步形成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和经营收益相互支撑的运行机制，企业也能够在提高环境绩效的同时培育新的收入来源和竞争优势。

绿色发展的

时代意义与世界意义

如今，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心的重要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全球资源展望2024》指出，高收入国家的人均物质使用量约为低收入国家的六倍，造成的气候影响约为十倍。这背后所呈现的规模、结构与公平问题，远远超出了局部污染治理所能涵盖的范围。绿色发展直面这一问题，回答了如何保持自然基础、创新能力和代际正当性之间的平衡。

绿色发展的世界意义在于，它可以覆盖不同收入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和不同制度形态的经济体。高收入国家面临高消费、高物质占用和历史排放形成的转型责任，新兴经济体需要应对能源需求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资源型经济体需要处理财政收入、就业结构和搁浅资产风险，低收入国家还要解决能源来源、基础设施和气候适应等问题。绿色发展提供了一种共同语言，把增长、减排、资源安全、生态韧性和社会公平放在同一张政策地图上，与此同时，主张具体路径必须尊重各国的基本国情、能力差异和发展阶段。

如今，全球绿色竞争进入规则、技术和产业共同塑造的阶段。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气候韧性发展，即强调减缓、适应和可持续发展相互依存，并把公平、正义以及政治经济条件纳入行动框架。产品碳足迹、绿色分类目录、可持续信息披露、供应链尽责管理和边境调节措施等，逐渐成为影响贸易、融资与投资区域的重要因素。绿色发展的全球治理价值，正体现在其倡导建立兼顾科学性、透明度和公平性的规则体系，并主张通过技术合作、气候融资、能力建设和开放标准等，减少转型鸿沟。

中国实践所体现的绿色发展意义，正是置于这种共同转型中所理解的。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清洁能源投资超过6250亿美元，并提前完成原定2030年实现的风电、太阳能装机目标。大规模制造、工程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清洁技术的可获得性，也积累了电力系统消纳、产业链协同和政策组织方面的经验。中国经验很好地展示了如何持续性地解决矛盾，并把有效实践提炼为可对话的概念、标准和公共产品。

绿色发展的标识性意义仍在继续生成，它标示的并非一个已经完成的答案，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发展自觉。它在衡量进步时既关注财富的积累，也关注支撑财富创造的自然基础；在追求效率时既重视当期产出，也重视长期韧性；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既发展产业优势，也承担共同治理责任。随着这些认识更加深入地进入制度、技术和社会生活，绿色发展将进一步成为解释现实、组织实践和引领未来的力量。

（作者为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